我国“两田制”的经济分析

自从1978年的农村土地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市场出现了多种经营形式,传统的严格完全公有的农地产权制度开始发生变化。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思路着重分析了我国“两田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最后得出结论:我国农地产权模式的变迁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经济组织、政府等利益主体在特定约束条件下最优化各自目标函数而努力谋求最小交易成本的结果。     

再论“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农村管理模式的逻辑演进

历史上每一次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的较大规模变革,都是同步配套进行的,有其相互关联性和一般规律性.新中国成立后,在城乡对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农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自成一体,封闭运行,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同时附带了明显的"外部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新的农村政策导向和农村新经济因素的产生,正在促使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由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二元结构向城市、小城镇、乡村多种产业组合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并存的三元结构转换,终将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要求,进行一次最彻底的整体性配套改革.     

农地非农化中农地发展权定位与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研究

本文认为,农地非农化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有可或缺的农地发展权理念,因此,我国农地发展权的定位必须充分考虑农民权益尤其是失地农民权益问题,过速地农地非农化产生的内在原因,即由于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缺乏农地发展权这样一种产权安排而使得农地用途变衙巨大的土地增值分配混乱,引起土地权利相关主体的无序争夺,导致失地农民权益损失巨大.而基于农地发展权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依据农地产权进行补偿,即可以保证失地农民的利益,又可以使农地车肜之后的巨大土地价差有了合理的解释,引起诸多争议的土地增值问题也可以通过公平合理的分配得到有效解决.     

农地城市流转的选择价值研究

研究目的:以武汉市为例,对农地城市流转的选择价值进行估算.研究方法:模型假设法和实证分析法.研究结果:农地城市流转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流转时间延迟性三个特征,因此农地具有选择价值.科学评估农地资源的选择价值,将其纳入流转成本核算体系,能够弥补市场机制作用的不足给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带来的影响,减缓城市边缘区农地非农化的速度.研究结论:以武汉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农地流转为其他不同用途土地的选择价值,拥有一期选择权的农地流转开发为综合用地的选择价值为33.31元/m2,流转为商业用地的选择价值为43.90元/m2,流转为居住用地的选择价值为34.72元/m2,流转为工业用地的选择价值为15.83元/m2.     

农地权属交锋

近年来由农地流转引发的个案较为突出、尖锐，群体性事件日增，社会矛盾日炽。2008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后，黑龙江富锦、江苏宜兴及陕西三门峡库区等地农民先后以群体而起的形式，单方面宣布收回“本属于”自己的土地所有权。     

小产权房何去何从

小产权房，是指在农村集体用地、宅基地或农地上建设起来的房屋。 由于中国农地不能流转，小产权房一直被视为非法。目前，中国城市居民拥有的小产权房已占到村镇房屋建筑总面积330亿平方米的20％以上。     

中国农地发展权理论研究综述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逐渐重视对农地发展权制度的研究,然而其研究阶段仍处于农地发展权理论研究的初始阶段.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分析现阶段国内学术界关于农地发展权的研究范围、研究特点,并探索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模糊产权的界定、成因及其绩效

本文先对模糊产权作出界定,然后讨论模糊产权的成因及其绩效,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存农地产权作一实证分析。本文指出产权界定的成本收益比较是产生模糊产权的原因,模糊产权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会有较高效率,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模糊产权是低效率的,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经济改革要减少甚至消灭模糊产权     

中国农地制度的产权特征

中国特有的农地制度是一种“共有私用”的公共产权制度。目前中国农地制度的产权结构是被分割的。农地产权的每个方面（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都存在农民以外的其它利益主体。这种特性体现在农地制度的方方面面，比如，土地再分配制度的形成实质上是上述产权框架下的一种有限理性的选择。另外，土地市场的发育不充分、对农地制度绩效的合理评价问题、农户的投入行为等等，都与上述制度框架有直接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