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及其户籍影响

本文以CFPS家庭数据为样本,借鉴A-F多维贫困测算框架,重新估计了中国25个省份在教育、健康、医保、就业和收入等五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在此基础上,笔者引入户籍制度变量来解释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原因.研究发现﹕ 户籍制度本身隐含着对流入人口的制度性歧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群体的自由流动和迁移,降低了个体外出寻求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进而加剧了农民工群体的多维贫困和不平等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 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是户籍制度影响个体多维贫困的主要途径.具体而言﹕ 第一,户籍身份隐含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不均等,导致教育回报率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影响农民工的教育选择与教育投入.第二,劳动者户籍身份的差异导致农民工获取就业机会不均等,但是就业机会不均等的影响深度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将会逐步被削弱.第三,劳动力市场对非城镇户籍劳动者的收入歧视依然存在,导致农民工落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更高.这也意味着,现阶段户籍制度所隐含的社会分割在改革进程中尚未从根本上扭转,因而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升教育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回报差距,是改善就业与收入机会不均等的关键.     

市场调查中的不完全事后分层估计量

在使用多个分类变量对样本进行交叉事后分层时，经常面临边缘总值已知、格子总值未知的不完全事后分层问题。针对这一情况，给出两种估计量即搜索比率估计量和广义搜索比率估计量。     

消费者价格指数偏差：理论与测度方法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任何微小偏差都可能对经济决策产生巨大影响。CPI偏差一般被定义为CPI与生活费用指数之间的差异,CPI偏差问题历来受到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从来源上看,CPI偏差大致涉及六种类型：商品替代偏差、零售店替代偏差、质量变化偏差、新产品偏差、公式偏差和权重偏差。从测度方法上看,CPI偏差主要有直接测度和间接测度两种思路。CPI偏差理论和测度方法研究将为中国提高CPI数据质量和加强价格统计能力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比较*——基于全球夜间灯光数据

当衡量一国或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时，统计学上一般有收入和消费两种视角。本文利用城乡住户调查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居民消费水平，以全球夜间灯光数据为参照，综合收入端与消费端信息，对1997—2016年中国31个地区的真实生活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证实，灯光亮度与消费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可以用来估算真实生活水平。根据不同模型的回归结果得到，真实生活水平的最优无偏估计中消费水平的权重范围为（2795%，3831%），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权重范围为（6169%，7205%）。相对于消费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更能准确地反映真实生活水平。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样本期内居民生活水平增速小于人均GDP增速，可见经济的发展并未完全转化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生活水平仍然存在巨大差距，东部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分别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7倍和21倍。     

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的着力点——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必须要重视摆脱绝对贫困后可能的返贫问题.本文立足于2020年后中国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的现实需要,采集2010-2018年CFPS的五轮调查数据,通过反推VEP法测算脆弱线来甄别确定中国农村返贫治理的瞄准对象,然后依托有序Logit模型揭示瞄准状态动态变换的根本诱因.结果 发现:(1)经过不同临界值比较并参照已有的返贫监测标准发现,2018年33％贫困脆弱性水平对应的5151元脆弱线是甄别瞄准对象和非瞄准对象的合适标准.在这一标准下,瞄准对象占比在分析区间内有所下降,且瞄准对象和非瞄准对象的动态变换较快,摆脱返贫风险和陷入返贫风险同时存在.(2)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因素有利于家庭摆脱瞄准状态,依赖于政府补助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家庭容易持续处于瞄准状态,不同规模和年龄的家庭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上述结论对"十四五"期间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机制和找准精准帮扶的着力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河北省乡村雷电灾害风险区划研究

［目的］河北省乡村雷电灾害损失严重，开展河北省乡村雷电灾害风险区划研究对于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利用2010—2016年河北省闪电定位网观测数据、河北省统计年鉴及2014—2016年全国雷电灾害汇编资料，选取地闪密度和最大地闪强度表征雷灾危险性，乡村用电量及乡村家电拥有量表征雷灾脆弱性。采用风险矩阵方法，得到河北省各区县行政单元风险估算值。［结果］河北省乡村雷灾极高风险区位于秦皇岛南部昌黎县、唐山东北部迁安市以及保定南部定州市，将风险区划结果与2014年乡村雷灾频次分布对比发现，乡村雷电多灾区和该文的高风险区有较高的重合度。［结论］风险区划结果可为河北省有关部门乡村雷电防灾减灾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吗?

本文首次提出一个分析包容性增长的实证研究框架,把收入决定因素(包括政策)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置于同一个框架里进行评估。考虑到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角色,本文将这个新框架运用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以估算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座机电话和自来水等农村基础设施总体上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帮助缩小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收入较低的群体从农村基础设施中获益更多,这意味着农村基础设施还可以改善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均等。因此,中国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这些基础设施是农村居民获取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回报的必要条件,同时经验更丰富和教育水平更高的群体从这些基础设施中获益更多。     

互联网、信息元与屏幕化市场——现代网络经济理论模型和应用

本文通过信息元概念发现信息两重性及互联网的市场特征,由此揭示和证明,网络经济存在内生的市场非出清和外部效应,网络统一信息两重性而使信息流与物流统一,网络外部性通过复制、共享与合作而内部化,产生网络信息聚合—协同效应,创造超越传统规模经济概念的社会效益与资源配置效率,经济活动不再遵循一般均衡分析。基于信息元概念和网络信息池原理,本文构建效用不完全转移的动态合作博弈模型及其拓展模型,研究网络经济市场结构与行为特征,破解信息不对称和网络外部性等基本问题,对著名的"摩尔定律"等经典理论作出修正,对现代网络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都是重要进展。借此本文也指出,互联网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统一,主流经济理论的信息两分法需要改变。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度与生产率分析

研究目标:考察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与结构特征,分析数字要素对中国经济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研究方法:基于投入产出序列表数据,结合数字经济内涵、信息经济理论及增长核算方法,建立数字经济规模和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框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11.24%,已经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数字经济结构不断变化,数字融合部门增速高于数字替代部门,但二者均低于数字基础部门的增速;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而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行,数字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呈上升趋势。研究创新:提出包含三大效应的数字经济测度理论,将数字经济划分为基础部门、融合部门和替代部门,建立数字经济核算的方法框架,关注并考察了数字要素的增长效应。研究价值:有助于完善数字经济测度理论,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