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管制对中国FDI的影响研究——基于直接和间接两个效应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有研究一般仅考虑环境管制对FDI的负面直接影响作用,却忽视了考察环境管制通过刺激企业提高环境技术水平而影响FDI这一间接效应,此外,大多数文献将环境管制作为绝对的外生变量,因而造成了估计结果的有偏且不一致。基于此,文章从理论层面上研究了环境管制对FDI的影响机制,从实证层面上应用动态面板模型(GMM)考察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效应并试图缓解内生性。研究发现,从直接效应上看,环境管制对FDI仍然存在较大的"门槛效应",间接效应的存在虽然在估计中降低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负面影响,但总体上看直接效应仍然是影响环境管制与FDI关系的主导效应。由此可见,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合理使用环境管制政策作为"筛选"和"调配"外资的重要工具对于优化外资结构、营造和谐文明的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僵尸企业如何影响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

在深化市场化改革中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已经成为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2001-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在识别僵尸企业和测度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基础上研究了僵尸企业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效果和机制,得到如下结论:僵尸企业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影响效果在考虑内生性和进行多重稳健性检验后均成立;僵尸企业对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负向影响尤其明显,对私营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较小;僵尸企业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机制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僵尸企业加剧了行业资源错配,从而影响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二是僵尸企业降低了市场化竞争机制,这表现为抑制了国内市场化进程和外商投资进入,从而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具有消极影响.本文研究对于从理论层面诠释"以改革促开放"的真实含义,从现实层面对打通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政策如何影响GVC升级——基于资源错配的视角

以出口加工区成立之初设定的"主导产业"政策进行准自然实验,检验产业政策通过资源错配路径对GVC升级产生的影响,并探究这一影响存在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加工区的"主导产业"政策对企业GVC升级存在负向影响,仅当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时负向影响才较为显著;对资源错配下产业政策影响GVC升级存在差异化原因进行探讨发现,出口加工区"主导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重要原因。     

汇率制度转型的贸易和收入效应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形成一个有充分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促进中国向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型。然而这种汇率制度的转型能否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本文基于引力模型框架,研究了汇率制度转型对于贸易的影响作用,并运用工具变量法重新估计了贸易开放对于人均收入的影响作用,综合得出汇率制度转型通过贸易对一国福利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浮动汇率制度,采用固定汇率制度和中间汇率制度对一国贸易和收入的增进更多,增进的多少会因各国开放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具体而言,我国2005年汇率改革由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向富有弹性的中间汇率制度转型,这一变化带来的当年福利改进,相当于GDP总量的近1.09%。     

在推进中国供应链外溢中应对产业外迁

产业外迁是事关我国产业安全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从推进中国供应链外溢视角寻找应对方案。供应链外溢是伴随产业外迁、支撑产业发展的中国供应链向外延伸的过程，是中国供应链竞争力的集中体现。推进供应链外溢是提升我国供应链竞争力、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应对产业外迁的重要举措，而我国拥有完整的大规模的供应链体系，以及较强的供应链基础设施，在推进供应链外溢上具有优势。立足于中国产业外迁的客观事实，引导产业向东盟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贸易协定成员方等“友岸”和“近岸”外迁并推动供应链外溢是重要方向选择。推动中国供应链外溢要从提升供应链效率，重视供应链安全，发挥供应链外溢载体作用等方面着手，但也需要警惕供应链外溢引发大规模产业外迁的发生，保持国内制造业比重非常必要。     

进口对工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供应链的视角

本文基于OECD-ICIO全球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库，在测算进口的直接竞争渠道和供应链上下游传导渠道的基础上，采用长差分模型研究了进口与工资的关系。研究发现，进口的直接竞争渠道对劳动者工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中间品进口通过供应链下游传导渠道对工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进口通过供应链上游传导渠道仅对低技能劳动者工资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进口的直接竞争渠道对工资的负向冲击主要影响了低技能劳动者，使该类劳动者的工资下降更快。中间品进口的供应链下游传导渠道主要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效应提升了工资水平，特别是通过促进非技术前沿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增加了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带来了该类劳动者工资的更快上升。中间品进口的下游传导渠道缓解了进口的直接竞争渠道和上游传导渠道对低技能劳动者工资的负向影响。本研究为促进供应链上劳动者工资均衡增长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依据。     

贸易摩擦下企业出口韧性提升：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在贸易摩擦冲击下仍能保持出口稳定是企业出口韧性的重要体现。本文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应对贸易摩擦、提升出口韧性中的作用。本文借助企业多工厂出口模型并引入数字化参数，理论上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贸易摩擦冲击的应对效果和作用渠道。进一步地，利用2001—2015年的整合微观企业数据，将反倾销作为冲击展开“准自然实验”研究，验证了理论命题。研究发现：以反倾销为代表的贸易摩擦给中国企业出口带来了明显冲击，造成涉案企业出口平均下降5.9%，并提高了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概率；反倾销对非数字化转型企业出口冲击明显而对数字化转型企业影响不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缓解涉案企业遭受的负面冲击，相比非转型涉案企业，将促进出口平均提升15.8%；数字化转型缓解了反倾销对涉案产品的直接出口抑制，同时又促进了涉案产品的跨国转移和向非涉案产品出口转换，这是应对反倾销冲击的主要渠道；数字化转型具有企业出口的成本跨越效应，降低了既有产品的出口成本和拓展新市场、新产品的出口成本，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出口促进效应，这是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出口韧性的根源。本文的研究从数字化转型视角为提高经济韧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化销售与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

本文利用PageRank算法，纳入出口产品质量，刻画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并在整合多方微观数据库资源的基础上，检验了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对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销售转型对提升企业的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具有重要作用；数字化销售模式通过提高企业出口市场广度和出口强度促进了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升；数字化销售模式对小规模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贸易网络范围小的企业的影响效果尤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