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本文以出口加工区成立之初设定的"主导产业"扶持政策为外生冲击设计"准自然实验",考察了行业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并对影响的内在机制和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前提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总出口存在积极影响;从国家层面看,产业政策提升了企业出口到已有市场的平均规模(集约边际),对开拓出口新市场的影响不显著(广延边际);从产品层面看,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出口新产品的种类(广延边际),没有显著提高在已有产品上的平均出口规模(集约边际);企业出口成本下降和新产品进入成本降低分别是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出口和带来产品层面出口广延边际增多的重要原因;对产业政策影响出口二元边际的前提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遵循比较优势是产业政策发挥效果的重要前提。     

出口加工区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兼论“飞地型”经济功能区转型路径

本文基于倍差法联合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了出口加工区的建立对所在城市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加工区建立后,出口加工区城市中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改进程度不及非出口加工区城市的企业;出口加工区的物理围网所引致的外资垂直溢出阻断是抑制所在城市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机制,而"拆围"政策可以有效缓解出口加工区的负面影响;出口加工区建立后,位于高产业错配(拥挤)地区、生产高技术产品和以混合型贸易方式出口的企业,其出口产品质量改进程度更低。本文不仅指出并证明了出口加工区发展的重大缺陷,并为当前以海关特殊监管区作为平台探索新一轮开放模式的相关尝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依据。     

GVC低端嵌入与劳动力行业间错配:机理与实证研究

现有研究劳动力市场扭曲多基于制度视角,这无法解释制度改善背景下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不降反升"的特征事实。基于中国制造业深度嵌入GVC低端的现实,先对GVC低端嵌入影响劳动力行业间配置的机理进行分析,接下来利用1997—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系统GMM两步法计量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质量改善的确降低了劳动力行业间错配程度,而GVC低端嵌入是导致错配程度加剧的主要原因。这一研究结论启示我们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     

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的溢出效应——来自出口加工区的微观企业证据

本文以中国52个出口加工区作为集聚-出口政策的分析对象,利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和城市数据,检验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上述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有着积极影响,其中出口选择效应随着集聚效应呈现出互补效应;拥有加工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集聚、出口溢出效应。但是,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这些城市的内部竞争削弱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出口加工区的成立本身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贡献,但加工区内企业并未获得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红利,集聚政策仍然是企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     

全国出口加工区试点的要求与政策

目前,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设立15个出口加工区试点。为什么要设立出口加工区?出口加工区允许设置哪些企业,经营哪些业务?在出口加工区内的企业享受哪些政策?如何对出口加工区进行监管?出口加工区与保税区有何不同?本文将回答这些读者所关心的问题。     

最低工资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DID与Heckman两步法相结合的方法

2004年以来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大幅度提升,使得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企业面临新的挑战。运用DID与Heckman两步法这一衡量最低工资政策与企业出口因果关系的新方法,通过对中国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和宏观城市最低工资数据进行匹配,探讨了最低工资政策对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升对企业出口的可能性和企业出口规模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的负向影响更强;随着最低工资实施年份的增加,该政策对企业出口决策的负向作用逐年递增,而对企业出口规模的负向影响则逐年减弱;最低工资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对企业出口产生负向影响,创新效应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这一研究结论为新时代地方政府制定最低工资相关政策提供了依据。     

重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了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以中国"五年规(计)划"政策文件对重点产业的设定为切入点,利用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重点产业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规模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缓解"和"生产率提升"是重点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出口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对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重点产业政策对低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企业出口概率的促进效应更大,而对高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最后,本文还探究了市场自由化对重点产业政策经济效果的影响,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应稳步推进产业政策转型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共同促进中国出口贸易长期稳健发展.     

产业政策、集聚经济与异质性企业贸易方式升级

外资企业为主体的加工贸易是我国外贸出口蓬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关注渐进式开放战略下,以政策引导为主要推力的产业集聚对出口企业贸易方式的影响。对产业集聚进行多指标、多层次的度量后,以大样本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并未促进企业由加工贸易向产业链分工位置更高的一般贸易转型,产业政策加剧了集聚对贸易方式升级的阻碍作用。由政府制定主导产业目录,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企业在开发区内大量集聚的发展方式,虽然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却不利于集聚正外部性的发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对外资的依赖和产业政策的过度干预,为国内企业创造参与国际竞争的良好环境和自发集聚条件。     

人口集聚如何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本文将人口集聚纳入扩展的M-O模型中,论证了人口集聚视角下出口企业加成率动态变化的理论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集聚会导致出口企业加成率下降。(2)分子样本异质性回归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从事一般贸易企业、竞争性行业企业的负向加成率效应更大。(3)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人口集聚会通过"集聚经济效应"和"出口拥堵效应"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当"出口拥堵效应"大于"集聚经济效应"会产生负向加成率效应。(4)在城市—行业层面,人口集聚存在显著的资源再配置效应,主要通过"集约边际"和"拓展边际"降低行业加成率,其中负向"企业内效应"和"进入效应"是导致出口市场拥堵和出口企业绩效恶化的主要原因。(5)"撤县设区"准自然实验、分位数回归、替代变量回归等检验均表明本文结论存在一定的稳健性。本文对当前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提升外贸竞争力具有重要启示。     

对外直接投资是否缓解了企业要素错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和对外开放稳步发展的典型事实,考察不断增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企业要素错配。从减少过剩产能和产业结构升级两方面效应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要素错配的机制,采用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并借助PSM-DID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缓解企业要素错配,在替换要素错配衡量指标后,结果仍然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投向高收入水平东道国以及贸易销售型、多样化型企业对外投资对要素错配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在当前国际市场贸易摩擦频发的背景下,对中国如何借助对外开放政策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