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 问题与对策探讨——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与管理前沿论坛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综述

由《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与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与管理前沿论坛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专题研讨会”于2012年6月29日至7月1日在广西桂林市隆重举行。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白晓军教授、《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主编方福前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兼《经济学动态》主编杨春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室主任兼《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许建康研究员、《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研究员、《中国工业经济》副主编兼社长李海舰研究员出席开幕式。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蒋团标教授主持开幕式。本届论坛收到来自全国110余篇征文,入选会议的论文有55篇,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等近6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蒋团标教授主持了大会的主题演讲。杨春学、许建康、郑红亮、李海舰、方福前、刘俊杰等学者围绕转型时期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区域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城市经济发展等热点问题发表主题演讲。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陆奇岸教授主持了“名刊主编读者交流会”,《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等著名期刊的主编、副主编就读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回答和交流。在6月30日下午 “分组讨论”单元的5个分会场,与会代表围绕转型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这一主题,报告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对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现将会议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一、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形成原因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郑红亮研究员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市场化过程在总体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对地区差距的扩大起到了推动作用。自然的逻辑是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弱化地区差距问题。可是, 地区差距的扩大又和政府本身的行为有关,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导致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政府治理地区不平衡的经济政策似乎也缺乏相应的效果。尤其是如果政府干预并扭曲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则这种负效果更为明显。中山大学国际商学院黄新飞副教授将中国28个省区按照地理接壤原则配对成125对邻近省区样本,采用1993-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GMM估计,其研究结果显示：实现中国省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总体上可以显著地提高省区经济增长潜力,其中完全一体化对省区经济增长潜力的促进作用大于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李晓红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发展则相对滞后,这种区域非均衡发展在中国经济起飞阶段非常奏效。而目前,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区域非均衡发展使得中国区域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宏观政策失灵以及区域产业结构进一步失衡等,这将拉长中国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蒋团标教授及其研究生朱玉鑫分析了2000-2010年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水平的省际影响,发现：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存在;本地区每增加1%亲贫式支出会带动国民幸福指数提升范围大致在02%~1%之间,邻近地区国民幸福指数提高 1%会带动本地区国民幸福指数提升 07%左右;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效果优于最小二乘估计效果,空间滞后模型优于空间误差模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詹新宇在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市场化激励因素并对其进行扩展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为正,但其经济增长效应受到市场化激励机制环境的影响;市场化激励程度的提高在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的产出效应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但是,市场化激励的人力资本产出效应及其直接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李颖博士运用2001-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统计数据,结合统计年鉴生产性服务业的同期宏观数据,对市场扭曲约束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结构实证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结构不合理,对国有、私有、外资企业经济增长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制约作用。进一步分区域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合理性进行研究发现存在区域性差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整体东西部区域投资规模过大、中部投资规模不足但互动效果较好。上海大学管理学院钟一鸣发现在空间上,造成并加剧中国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二元结构,进而在产业上,边缘区的第一产业不能充分利用核心区的第二、第三产业得以发展,同时阻碍核心区的第二、第三产业进一步发展,以及生态循环受到破坏。二、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探讨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曾鹏和桂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周永生综合运用地理软件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心空间模型,对世界经济总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和人口等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指标的重心空间演变路径进行测算和比较,总结出世界经济总量排名前十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重心的空间变化规律,以及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位置,并得出了中国正在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世界经济呈现出多极化发展的趋势的结论。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张可云教授和易毅博士认为,地方政府和官员通过“五年规划”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高位平稳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各地“十二五”规划反映了地方政府借助集聚区加快发展的强烈愿望。但是市场机制、地方政府集聚区发展战略和配套政策循环体系对集聚区和集聚阴影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均产生影响。因此,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循环体系应该是招商引资、培育产业集群、推动转型升级的“引-育-转”体系,该政策体系以土地、财税、投融资、人力资本、资源环境等要素政策为干预工具。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冯志峰副教授认为,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各地通过长期经济实践,逐渐形成了苏南模式、浙江模式、广东模式等。这些模式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竞争、相互融合,正在生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中国地域广袤,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人文环境差异较大,新的发展模式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经济发展的普遍性与各地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探索出一种因地制宜行之有效的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廖文林从经济分权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利用政策实施所形成的准自然实验的特点,使用面板数据双重差分方法,实证研究了经济分权改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政策实施前,县域经济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91个百分点。检验结果表明,湖南省2004年至2005年间实施的经济分权改革,在扩大县级政府权力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徐现祥教授和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李郇教授基于铁路货运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省际区域贸易模式。采用1985-2008 年间中国省际双边铁路货运贸易数据发现,省际铁路货运贸易模式是,各省的铁路货运贸易以本省及周边市场为主;在跨区域贸易上,铁路货运一直从内陆净流向沿海。这种省际贸易模式根植于省际铁路货运,同时具有内需导向和外需导向。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澈元教授以“两岸经济区”为例,研究了一种特殊一体化经济区域的治理。认为“两岸经济区”治理在本质上体现为两岸借助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引导台湾民意,把握两岸与国际主要大国的关系律动,通过交流、合作、协商,将两岸关系从经济一体化推进到政治一体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两岸关系将分别以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形态继起与并存,而且“两岸经济区”治理的路径将呈现“消极治理-积极治理-创造治理”的演进轨迹。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龚静结合各地政府在地方“十二五”规划中对服务业发展的承诺,提出了中国各地区服务业发展可能偏好于“大政府”的假设。通过利用31个地区1997-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在中国,一个地区服务业的发展的确是偏好于“大政府”的行政力量,并且政府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尤为突出和明显。三、对中国部分地区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姚益龙教授和刘晋华博士以广东为例,提出附带高新技术的大规模实物资本投资仍将是一定时间内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首要动力。强调政府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推动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过渡都应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原则和基础上进行。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张燕博士以后发经济区--北部湾（广西）经济区为研究实例,定量研究不同空间尺度上要素禀赋与经济增长的互动作用程度。发现不同尺度上的要素禀赋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是不相同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并非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三维要素禀赋不同组合产生的耦合作用是后发经济区自生能力培育的发展过程,并引导了后发经济区的经济增长路径。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桂林理工大学旅游学院副研究员窦开龙在对地方性、特色资源和市场竞争性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西北地区民族文化旅游形象设计应突出和谐要素、多元文化要素、民族廊道要素,定位为“大美廊道,多彩家园”,进而在人地、人人形象方面进行设计,采取多样化模式进行营销。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苏方林教授及其研究生孟瑞海测算了广西、云南、贵州这三个地区1993-2010年的农业碳排放量,并据此分析桂滇黔地区碳排放结构特征及区域间的碳排放差异。结果表明农业经济水平因素是促进农业碳排放的共同因素,农业结构因素则是抑制因素,同时面板协整检验表明农业能源强度、农业结构、农业能源效率、农业从业人口、农业经济水平、农业能源价格存在长期稳定的内生经济关系。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胡恩生副教授集中研究了厦门市的主导产业选择问题。2010年国务院批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市行政辖区,扩大了城市发展空间。厦门市政府以旅游业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核心来打造,然而发展旅游业与工业存在的矛盾导致厦门市产业发展方向存在争论。他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厦门市主导产业再选择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最后得出各产业的综合排名。河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挺副教授认为,由于地区信息化的落后,导致了中原经济区的整体相对落后,严重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阻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进一步制约了中原经济区的发展。为此必须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加快中原经济区信息化的进程,以信息化的发展带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产业化的发展,扩大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实现城乡一体化。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孙启明教授、副院长宁连举副教授认为大北京经济圈应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生产力布局的科学原则,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强势手段,努力构建京津冀归一的管理体制和包容京津冀、陕晋蒙、鲁豫辽九省区的大北京经济圈;并在大北京经济圈内实现以北京总部经济和科教文卫及高端服务等智慧产业为龙头的星形辐射产业链和网格化叠加的产业布局,使未来的大北京真正成为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全球城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石腾超认为,随着城市与地区发展的深入,“去工业化”进程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产业升级与调整的必经之路。目前,北京也处于“去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他利用投入产出方法,对北京市的工业发展状况与“去工业化”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借鉴纽约、巴黎、东京等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经验,为北京市的“去工业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提供了经验借鉴。厦门大学会计系博士研究生贺琛和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苏毓敏认为,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加强各国的税收协调能有效约束有害税收竞争的负面效应。他们在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前提下,以中国-新加坡的税制分析为例,提出了加强中新两国经济合作中税收协调的现实策略。贺州学院黄河东讲师运用城市生态位的评估方法,确定广西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生态位及其特征,并从生态位分离策略、生态位扩充策略、生态位共生策略等方面提出了广西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政策建议。四、对中国区域经济与管理创新的探讨中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熊勇清教授及其研究生冯韵雯提出了基于熵权法和聚类分析法的企业经营绩效的地区差异及变动性测量方法,应用这种方法,同时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视角对中国四大经济区域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差异性和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发现：“十一五”期间中国四大经济区域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总体呈“阶梯形”分布并且各经济区域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均有较大的波动,但呈现出不同的变动趋势。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张天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张李良博士认为,创新是管理的灵魂,是经济的驱动力;管理中有创新才是真正的管理,经济中有创新才能持续发展;创新寓于管理和经济之中,从创新的领域研究管理即为管理创新。按物质形态划分,创新可分为硬创新、软创新、巧创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固然离不开硬创新,但更需要软创新和巧创新。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周劲波教授及其研究生蔡成凤运用VAR模型对广西创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创业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创业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从长期看,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持续的双向促进效应,但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经济增长对创业的促进效应。南京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陈传明教授、博士研究生黄金鑫和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陆奇岸教授构建中高层管理团队界面与企业竞争优势作用机理模型。重点论述了界面的功能,界面作用过程中中高层管理团队的角色行为、相互信任等对异质性信息与资源获取、整合和应用的作用机理,以及对战略决策和战略执行的影响机理,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中国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提升和持续。安徽铜陵学院李华副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孙茂竹教授以中国沪深股市发行的A 股信息技术业和机械制造业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板块无形资产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受各成本要素价格上升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不同区域A 股信息技术业和机械制造业公司无形资产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并不相同,且这两个行业对技术创新投入的程度也不同,并发现以主营业务利润或营业利润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可能存在差异。     

行政区划调整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了吗?——来自"撤县设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250个地级市"撤县设区"的"准自然实验"数据,使用PSM-DID方法实证分析行政区划调整的经济发展质量效应.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显著提升了所在地级市的经济发展质量;相比"被动调整型"撤县设区,"主动适应型"撤县设区更能提升辖区经济发展质量;相比普通城市,高行政级别城市的"撤县设区"对其辖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反而较弱.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是通过城市规模扩张带来的集聚效应作用于辖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并且是通过提高辖区行业的多样化水平而非专业化水平来实现的.     

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波动平稳化

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因素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对其进行扩展,较好地模拟和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其机制。敏感度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在增加了投资需求的同时相对减少了消费需求,但消费需求的波动缓和了产出波动而投资需求的波动加剧了产出波动,二者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抵消效应",这可能是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在高投资、高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出现高波动的重要原因。反映动态冲击机制的脉冲响应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冲击使得投资产生较大的正向波动,但同时使得消费产生负向波动,这两种波动共同作用,最终使得总产出的波动不是很大,可见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冲击总体上表现为"熨平效应"。     

不成熟债权国、估值效应与中国的财富流失风险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转变为净国外资产持有者,目前是全球最大债权主体之一。但由于人民币尚未国际化,中国处于不成熟债权国地位;从债权结构看,由官方储备和债务性资产所构成的“风险资产”是中国净国外债权的主体部分;这一债权状况增加了中国的财富流失风险。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净国外债权变动中存在相当大的负估值效应,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尤为显著,人民币汇率变化是引起负估值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调整对外投资策略、稳定人民币汇率并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增强中国外部资产管理水平的关键。     

智慧赋能：国家智慧城市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了吗?

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而智慧城市建设又为赋能政府治理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国家智慧城市试点这一准自然试验,在综合测度政府治理效能的基础上,运用2009—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多时点DID实证分析,考察智慧城市建设对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效能;与非试点城市相比,试点城市的政府治理效能平均提升了2.47%。影响渠道检验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主要通过增强信息能力和创新能力来提升政府治理效能。进一步分析显示：智慧城市建设对不同地区、不同行政层级、不同类型试点城市政府治理效能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智慧城市建设对政府不同治理职能所对应的效能均有显著影响;随着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政府治理效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研究:一个数理模型分析框架

文章就我国国企高管激励机制问题建立了数理模型并进行分析,认为对国企高管采取薪酬激励是十分必要的,但与此同时,也要对他们“越轨”行为动机进行有效约束。文章还进一步研究了对“越轨”国企高管的约束性处罚量的界定问题。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的收入与财富分配问题研究——第二届中国居民收入与财富分配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提低、扩中、调高"为主线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居民收入持续稳步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提高劳动者     

企业信用缺失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探讨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原则是市场机制的灵魂和基础。当前我国企业信用缺失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并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我国企业信用缺失对我国的经济造成严重危害,为重建我国企业信用制度应制定相应的对策。     

分权时序与企业实际税负

中国地方政府近年来陆续开展的行政“扩权强县”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存在着鲜明的时序差异，主要分为“先财后行”“先行后财”“并行分权”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分权时序对县级政府税收征管力度的冲击存在差异，进而对辖区内企业实际税负产生非对称影响。为此，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匹配，建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分权时序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先财后行”分权时序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先行后财”分权时序加重了企业实际税负，而“并行分权”分权时序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先财后行”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政府财政压力相对减轻，税收征管力度有所下降；“先行后财”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政府财政压力相对增大，税收征管力度相应增强；“并行分权”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财政压力相对不变，税收征管力度变化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了优化分权时序、完善地方税体系、健全税收征管监督机制等政策建议。     

财政压力、支出结构与公共服务质量--基于中国22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以满足辖区居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财税体制改革给地方政府带来的财政压力,会对其公共服务供给行为产生影响。在测度中国229个地级市公共服务质量与财政压力的基础上,构建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地方财政压力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财政压力对公共服务质量产生了非线性影响,当地方政府承压超过一定限度时,财政压力将显著降低辖区公共服务质量;实证结果因地区、城市规模不同而呈现异质性;不同种类公共服务间的质量差异,源于财政压力环境下地方政府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行为。为此,应将财政压力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努力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质量相对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