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地方保护与中国的地区专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地区的专业化水平受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的交织影响。地方政府的保护行为影响了中国地区间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本文着重考察了分权式改革后,财政分权驱动下的地方保护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我们利用Krugman地区专业化指数计算了1984—2004年中国各省的专业化水平,在控制了各种市场因素之后,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激励地方政府采取保护政策,从而导致地区非专业化。但是对外开放会逐步弱化财政分权的这种激励效应。本文还发现,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分权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存在跨时差异。     

苏南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问题的调查与建议

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期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要求。苏南地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然而同样存在着低收入家庭住房的种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建设和谐地区的体现,也是展现社会正义的重要之举。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

社会网络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促进民间借贷。本文使用中国农村的调查数据,发现拥有更多社会网络的农民,会有更多的民间借贷渠道,从而更有可能创办自营工商业。农村个体工商业的初始投资和后续发展所需的资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亲友的借款。本文还发现,在正规金融越不发达的地方,民间借贷对农民创办自营工商业所发挥的作用越大。这表明,依托亲友关系的非正规金融弥补了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滞后的缺陷。     

中国财政治理话语体系的承续与转换——基于1981-2020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讲话文本的研究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话语体系是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综合表达,梳理研究财政治理话语体系,对审视中国财政发展历程以及深化财政领域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1981—2020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讲话文本,运用LDA主题模型分析方法,深入研究1980年代以来中国财政治理话语体系变迁。结果显示：(1)中国财政治理话语体系具有阶段性特征,即在1981—1993年、1994—2002年、2003—2012年、2013—2020年,分别呈现出“国家性”“公共性”“科学性”与“民生性”;(2)中国财政治理话语体系演化具有四条鲜明的主线索,分别是健全完善财税体制、服务保障民生需求、防范和化解风险以及加强对外交流合作;(3)中国财政治理话语体系表现出“薪火相传的继承性”“与时俱进的创新性”的双重特点,表明中国财政治理话语体系不仅是一个前后传承的接续形态,还是一个推陈出新的演化过程。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廓清中国财政治理话语体系变迁,为观察审视中国财政发展历程提供了新视角。     

分税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本文研究了税收分成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竞争中,税收分成比例的提高将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增加生产性公共支出,发挥生产性支出的产出外部性,提高产出水平和自身税收收入水平,实现福利最大化。一系列经验分析显著地验证了上述结论,即当地级市政府的税收分成率提高10%,该地区生产性支出占比将提高1.39%。本文的分析和结论有助于解释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变动的原因,从而为政府间税收分配改革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     

采矿业繁荣与公共品提供

资源型地区的财政收入高度依赖于采矿业,地方政府对财政资金的有效利用是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从财政收入获取形式影响地方政府行为激励的角度,分析了采矿业繁荣恶化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机制.然后,文章基于1998-2018年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利用国际矿产资源价格变动作为外生冲击,对采矿业繁荣影响地方公共品提供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表明,采矿业繁荣尽管大幅度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但是教育、医疗等民生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并未因此而提升,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品供给也未因此而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采矿业繁荣期,财政供养人员数量显著膨胀、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因而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并未有效转化为公共品供给.本文的结论表明,应该强化资源型地区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约束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网络民意吸纳机制研究

网络已经成为民众表达利益、权利诉求的重要通道。我国现有的网络民意吸纳渠道主要包括政府门户网／政府一新闻门户网的网络民意吸纳模式、两会代表的网络问政、政府的网络信访模式、网络舆情监测模式和政务微博模式五种模式。但是在现实中,网络民意有着自身的缺陷,公权力也面临着各种困境,这些缺陷和困境致使网络民意的吸纳机制出现了不畅。作为政府,应该在方法层面,优化网络问政平台的建设;在战略层面,要推行网络协商民主建设。     

地方公共债务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基于债务收支结构的视角

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探究财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债务收支结构视角系统揭示地方公共债务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机制,阐明债务可持续与收入分配结构之间可能存在的正负循环影响,发现地方公共债务规模与社会不平等程度具有正相关关系,分配格局的最终变化受到债务筹资结构和债务支出效率的影响。结合中国经济周期和财政制度,本文提出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提高财政可持续性和完善收入分配结构的财政政策框架,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社保费负担、创新挤出与企业生产率——基于社保费征管体制改革的研究

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社保费,有助于社保费征缴体系的规范,但社保征缴力度的加强增加了企业税费负担,挤出了企业创新投入,不利于生产率的提升。2019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行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社保费,但自2000年起,广东、浙江、福建等六个省份已陆续完成税务全责征收试点。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税务全责征收社保费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改革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政策实施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降低16%。进一步检验税务全责征收模式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发现,改革增加了企业的社保费负担,缩减了企业现金流,加深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从而挤出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导致企业研发投入和申请专利数量显著下降。本文结论表明,在推行税务全责征收社保费、规范社保征收体系的同时,应考虑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缓释改革对企业生产带来的阵痛,为企业纾困解难。     

政府间环境事权划分与污染治理——基于省以下环保机构垂直化改革的研究北大核心

环境事权的过度下沉,导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存在激励不相容、“逐底竞赛”和跨界污染问题。为此,2016年起,我国逐步实施了省以下环保机构垂直化改革,尝试通过上收环境事权来优化地方环保治理。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了省以下环保机构垂直化改革对污染治理的影响。结果表明,改革显著降低了地区空气污染水平。机制分析显示,环保机构垂直化改革显著提高了地区环境规制力度和企业环保投资水平。同时本文也发现,在经济发展压力较大的地区,改革效果较不明显,表明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打破地方政府对环保部门执法监管的行政干预。本文研究结论对政府间事权划分改革的启示是,难以激励相容、受益范围大的事权,应适当上收;信息复杂度较高的事权,可适当下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