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存在信贷约束的货币危机模型的述评

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出现是基于亚洲货币危机（1997年-1998年)表现出与此前货币危机不同的新特点。这些新特点比如：大部分的发生货币危机的经济体，有充足的财政剩余或财政是基本平衡的和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在危机成因上无法对此做出解释；同样的，他们的低失业率和不断增长的出口不同于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里所描述     

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挑战

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应用和网络的飞速发展。促进了金融业的创新,在金融技术创新中,最令人注意的就是电子货币。电子货币是一种新的货币形式,它以其方便、快捷、准确等优点成为当今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其重要性在逐渐加强。电子货币的存在使得货币的定义与内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种变化必然引起对传统货币理论的影响,从而会严重的影响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由于电子货币无须缴纳准备金,并且没有法律的严格限制,使得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成为了发行主体,中央银行必须针对这种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从而保证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     

IS—LM模型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经济学家希克斯和汉森提出了IS-LM模型,将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结合起来,用以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运用的时机和效果,本文通过IS—LM这一经济学的经典模型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有效性。     

从“日本陷阱”看我国的货币政策

1998年5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在其个人网页上“丢”了一篇题为“日本陷阱”(“JAPAN’TRAP”)的“NOTE”。在这篇“NOTE”中,克鲁格曼教授非常坦率地为日本经济“开出”了令世人瞠目的“药方”,提出要使日本经济从长达7年的经济衰退中走出来,日本政府必须“创造”(CREATE)长期的比如50年的5%的通货膨胀预期。这一不按常规“出牌”,有悖常理的政策“药方”,可谓“语惊四座”,一时在日本乃至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学界产生了轰动效应,引起了日本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极大的兴趣。概括起来讲,“日…     

我国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关系

成为WTO的正式成员两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2003年我国一跃成为当年世界排名第四的贸易大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851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37．1％。伴随贸易地位的迅速上升，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面临着重大改变。新形势下如何定位、调整我国的贸易政策。已是现阶段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课题。     

我国市场经济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分工配合

一、市场调节与财政—货币政策调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将面临着根本性转变。过去那种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直接调控方式,必须转变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间接调控方式。而在这种新的体制之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历史地承担起国家间接调控的重任。 需要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国家宏观调节职能不是被削弱,而是加强了。因为各国经验表明,即使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需要通过一些工具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特别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市场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并不能完全解决反映我国政治经济制度特征的全部问题。从经济的角度是,至少有两方面问题是市场机制难以解决的:第一方面的问题是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从微观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随时调节某种商品的供求关系,从而使其达到均衡状态。但是从宏观的角度看,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达到总供求平衡是不可能的。西方国家三十年代大萧条及其“萨伊定律”的破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特     

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与国际协调研究进展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活动关联程度的不断增强,一国货币政策变动对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国家间的货币政策协调也愈加重要。在此背景下,有关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研究日益丰富,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也逐渐受到关注。本文对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及国际协调领域的现有文献进行回顾和展望。从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1990年以前相关研究主要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模型及博弈论等进行理论探讨,1990年至2000年多数研究开始借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和经济计量模型探究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和渠道,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将理论应用于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其中以探讨中心国家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为主。从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研究方法来看,相关研究大多通过控制货币政策的内生变化来获取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主流研究方法也逐渐从基于MFD模型的纯理论分析转向基于VAR系列模型的实证分析和具有一致性框架的DSGE模型分析。从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传导渠道来看,早期文献大多认为汇率和贸易是主要渠道,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推进,金融渠道的作用日益凸显,且比汇率渠道和贸易渠道传导更加迅速、后果更为严重,并逐渐成为近些年研究的重点。由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在实践中存在一定难度以及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下的货币政策调整空间较小,目前关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相关研究的观点并不统一。大部分学者认为随着世界经济联动趋势的不断增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是必然趋势并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而部分学者认为政策协调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政治成本,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应慎重。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仍需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一是大多数文献仅考察中心国家货币政策对外围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单向溢出效应,有必要进一步考察货币政策的双向国际溢出效应;二是关于金融渠道的研究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全球金融风险传递等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需要深化;三是关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较少且观点不统一,尤其是对政策协调的有效路径缺乏系统研究,相关研究有待加强。中国学者应加强该领域的研究,尤其要在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及其传导渠道、应对国外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有效政策工具、促进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等方面取得突破。     

不同预期冲击的叠加效应与预期管理优化——以货币政策预期和技术进步预期为例

“预期转弱”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难点之一,需要通过优化预期管理来提振预期。现实经济中存在不同类型的多样化预期,然而现有研究大多研究单个预期（特别是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对不同预期的叠加效应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将预期分为政策预期（基于政府制定、调整及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预期）和非政策预期（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实态等形成的预期）,并认为：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相契合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会对政策有效性产生“累进（退）”效应;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错位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对政策有效性会产生“抵消”效应。比如,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及相应的预期管理操作会使经济主体产生未来经济向好的预期,并激励其采取积极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现实经济中良好的技术进步态势会使经济主体形成未来经济繁荣的预期,并促使采取积极的创新、投资、消费行为,最终表现为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两种正向预期的叠加则会进一步增强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来描述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运用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无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存在技术进步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双重预期冲击”4种情形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模拟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两种预期冲击均增强了货币政策有效性,并在总体上形成叠加“累进”效应。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进行了如下改进和拓展：一是基于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角度探究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叠加效应,二是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回避以往研究中量价工具“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三是运用SV-TVP-FAVAR模型为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预期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构建和完善宏观调控预期管理体系。要正确认识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契合与错位,利用政策预期增强（弱化）积极（消极）的非政策预期,并优化各种预期管理之间的方式匹配和期限组合;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要提高各种政策调整之间的协同性,并完善政策信息传导机制;非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则要完善宏观经济信息传导机制,并改善市场环境。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改进,需要提高政策调整及工具使用的合理性和适宜性,并不断完善央行沟通、前瞻指引等预期管理方式,实现政策信息传导的及时有效。     

融资融券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通畅关系到中央银行能否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资本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途径之一,但长期以来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分割影响了该传导途径的效率。本文分析了融资融券能连通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机理,阐明了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指明了对银行业可能带来的风险及防范措施。     

2004年宏观经济走势与股市发展

自2003年10月份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8个百分点，累计同比上涨0．8个百分点以后，11月份消费价格指数再次出现明显上涨，即当月同比上涨3％，l-11月累计同比上涨l％，可以说物价走势的天平开始继续向通货膨胀方向倾斜。那么未来宏观经济政策走势如何，究竟将会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