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资产与其他综合收益

依据主体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特征可以把金融资产分为三类并采取相应的计量方式。金融资产可以摊余成本和公允价值计量，且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计入综合收益还是当期损益，对决策者有着重要影响。     

论国家审计职能和作用

笔者认为,国家审计不仅是民主与法治的产物,而且也是推动民主与法治的工具。它是在法律框架下对政府及公营事业运转的成果和效益进行检查和评价的一项专业活动。国家审计不仅有审计监督和评价职能,而且还有司法和民主职能。同样,国家审计作用不仅表现在再监督上,而且还对国家有促进、维护、发展、和谐的作用。     

论税收伦理

最适税收理论运用了福利经济学的工具,在传统的税制设计目标的论述中增加了分析的力度。但是,它拘泥于经济学上的功利主义福利分析方法,仅仅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而不关心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仅仅考虑人的需求,而不考虑环境的需要,助长了税收经济主义的倾向,导致了生态环境的蓄意破坏,税收公平性的失调。税收效率固然重要,但正义和可持续性也必不可少。必须在生态哲学观基础上研究我国的税收制度,才能促使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我们的税收命题不仅仅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应该是"取之于民和自然,用之于民和自然"。     

公共治理与政府内部控制重构

去单位内部权力中心化与参与者互动是公共治理的基本理念,可以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有利于政府内部控制的发展。政府内部控制是国家行政管理一项重要的制度,在控制廉政风险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当前,存在内部控制监管方式与公共治理理念不甚吻合,忽视了单位主体的能动反映;不重视单位文化建设,不利于内部控制实施;基于经济活动的风险控制论人为地割裂了单位的整体性活动,限制了内部控制功能的发挥;演绎逻辑不周延,严重地削弱了制度的生命力。鉴于此,借鉴COSO报告与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设经验,结合我国行政管理活动的特点,构建以绩效为核心目标、以过程论代替风险管控论、以五大要素创新内部控制结构、以原则导向引领内部控制建设、以监管治理代替政府监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内部控制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