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食品安全是"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食品安全也是一门专门探讨在食品加工、存储、销售等过程中确保食品卫生及食用安全,降低疾病隐患,防范食物中毒的一个跨学科领域.     

浅谈如何避免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民以食为天”．食品的安全性是食品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食品中不应含有可能损害或危及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消费者急性或慢性中毒或感染疾病或产生危及消费者和其后代健康的隐患。在中国，遭遇有害、有毒、非健康食品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我们该怎样去避免日常生活中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社区层面的气候变化脆弱性和适应能力表达——以宁夏盐池县GT村为例

以宁夏盐池县GT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关键人物访谈及二手资料整理等方式,并通过生计脆弱性指数(LVI)衡量了GT村气候变化下不同农户的脆弱性程度及相应的适应能力。研究发现,农户对于降水集中性以及极端气候能够很敏锐地感知到,但因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生计策略和家庭结构的不同感知程度、表达方式和衡量工具有很大区别;农户在面对气候变化风险时表现出了高脆弱性;能够迅速提高抗气候变化风险能力的是外出打工,这不仅使农户拥有了现金流,而且达到了能力建设的效果。     

行动研究: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本文从发展研究的角度出发，梳理了行动研究的概念、行动研究背后的哲学与实践反思、行动研究与常规研究的区别，并探讨了行动研究所面临的挑战。本文认为，行动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需要研究者构建一套全新的知识、态度和技能体系。在行动研究中，“研究”与“行动”的边界已变得相当模糊，研究者与实践者相互协作、又各有侧重，共同推动研究目标的实现；这个“目标”也不再仅仅遵从常规研究中“发现知识”的旨趣，而是尝试将“发现知识”、“应用知识”、“传播知识”等本来在“科技转移模式”中不同阶段的目标在同一平台上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结合。     

对建筑幕墙设计发展方向的思考

在节能环保为当今国际上建筑发展的总趋势的环境下,论述建筑节能的重要途径就是对外围护结构进行隔热保温,提出在我国尤其是南方地区以玻璃幕墙为外围护结构的建筑。     

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的比较分析

本文运用治理、善治和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对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和现状做了比较系统的个案研究。文章着重分析了乡村治理的权威结构、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内容、治理方式,并且通过考察中国近代以来两次乡村治理改革运动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深入地探讨了两次乡村治理运动各自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共同问题。本文指出,中国的乡村治理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治理结构的多元化和治理主体的精英化,是近代至今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特征。最后,本文还就如何完善目前中国农村的民主治理提出了若干对策性的建议。     

制度创新与制度环境--对当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实施的影响和利益主体分析

在过去几十年里，森林退化的趋势未能得到有效地遏止。为改变这一局面，建立森林保护的长效机制，许多新的政策手段应运而生，其中，以市场为导向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备受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青睐。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依据以市场为导向的森林生态补偿机制而设计的政策尽管有一定的实施成效，但由于执行过程中缺乏不同利益主体达成一致目标的机制，因而其持续效果将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     

构筑农村社会安全网：缓解农村贫困的战略性制度创新

本文将贫困与风险相联系,认为贫困是一个静态的、容易具体描述的现象,是标;而风险则是动态的,难以预知的,是本。风险—脆弱性—贫困是认识贫困现象的一个重要视角,因而也为反贫困战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构建社会安全网,阻隔或切断风险与贫困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降低或消除穷人的脆弱性。本文在对社会安全网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构建社会安全网的迫切性和时机条件,最后提出了构建社会安全网的若干设想。     

退耕还林政策执行差距——以县林业局角色分析为例

政策执行差距是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以退耕还林政策为例,从县林业局在执行该政策过程中所具有的动力、协调权力、问责机制和能力四个方面剖析了产生政策执行差距的诱因。在此基础上,认为建构和谐的中央和地方分权结构,鼓励社区和民众的参与是缓解政策执行差距的重要因素。     

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中公益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的划分研究

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的划分是我国新一轮农业推广体系改革的核心.本文以河南省A县农技推产体系改革中的职能划分为例,通过对该县农业推产体系中公益性和经营性职能的划分实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后认为,该县在改革实践中,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其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却需要注重加强基层推广人员和农户在改革过程中的参与,并注意公益性职能的强化深受公共财政供给强度和供给方式的影响,而良好的农户需求表达机制则是保证推广部门经营性职能正常发挥、提高推广部门工作效率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