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生活的就业效应:内在机制与微观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数字生活对就业概率的作用和影响,并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生活显著提高了个人的就业概率,PSM-DID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无明显差异;与非农业户口个体相比,数字生活对农业户口个体的就业概率影响更大.在排除了2012年后经济增速下行对就业概率的影响之后,数字生活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机制检验表明,一方面,数字生活能拓展“关系”网络,通过提升和维护社会资本增加个人就业概率;另一方面,数字生活能重塑个人发展路径,通过提升个人人力资本增加个人就业概率.异质性研究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数字生活对中西部地区个体的就业概率提升更大;并且,数字生活对男性就业概率的作用更大.本文研究结论对支持国家经济数字化转型、提升居民数字生活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政策含义在于通过推进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型,为缓解我国经济常态下的就业压力提供新视角.     

数字平台的数据风险及其规制

有效规制数字平台的数据风险是数字经济得以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作为数字经济最具竞争力的组织形式,数字平台在积累、集聚、集中数据的过程中,在个人、行业、国家三个层面上形成诸多风险.数据流通中牵扯到多元主体和复杂流程,数据垄断、数据安全、个人隐私保护、国家主权等问题并生杂糅,带来全球性、跨领域、多层次的复杂规制难题,单一的规制手段无法平衡多维目标.因此,应构建综合性的规制体系解决数字平台的数据风险:于国内市场形成以反垄断为核心、其他规制手段协同的规制合力,同时注重平台自治和政府规制的融合,充分激发规制的协同价值;于国际市场形成多边合作的共治关系,通过"国内制度—国际规则"的路径完成国内数据规则的国际延伸,在保障数据安全和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充分推动数据的跨境流通.     

我国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目标刍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必须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可以说，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史上，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问题尚是首次被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可见其意义的非同寻常，它关系到我国国有经济的未来走向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既然已下定决心要实施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那么紧接下来的问题是明确改组的目标。我们认为，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目标的确定，应该考虑到国有企业的…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述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和必要举措。深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本质，有助于更好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背景、政策性内涵、必要性、任务以及与总需求管理的关系五个方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学术界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推进路径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缺乏有效竞争 谈何国企改革

中国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公认成就，但这些改革主要发生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广大垄断行业改革严重滞后，“垄断部门与市场部门相互冲突”已成为我国经济结构性弊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制约着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