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检验

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的分析表明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取决于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弹性以及FDI对他们各自的需求影响。同时,利用1998-2010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表明FDI在整体上有助于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种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尤为明显。此外,FDI通过改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提高其工资性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FDI的流入会通过贸易效应有利于缩小依赖加工贸易发展的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另一方面,FDI通过人力资本效应的非均衡性扩大了城乡收入的不平等。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总进口的增加值分解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以Wang Zhi等(2013)提出的一国部门、双边和双边部门总出口分解框架构建了总进口分解模型,将各个层面的进口分解为增加值进口、返回国内的增加值、被出口国和第三国吸收的出口国增加值以及纯重复计算的中间品贸易等组成部分,并根据贸易品的价值来源、最终吸收地和吸收渠道不同,区分为16种不同路径。通过将进口增加值分析框架应用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论述了如何利用分解结果分析各国进口行业结构、国家分布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生产地位的差异;此外,文章利用该框架对中国进口技术复杂度以及进口结构变动幅度进行了重新测度。     

贸易增加值统计体系

“贸易增加值统计体系”是指用国际贸易中各国国内增加值取代进出口贸易总价值作为闰际贸易统计的新标准,从而更准确地描绘全球贸易格局.     

银行危机救助策略的分析

银行危机的救助策略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两期模型,以银行危机是否会引发货币危机为评判标准,探讨政府在面对商业银行清偿能力危机时救助与不救助的抉择。经研究发现:当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高,或商业银行在经济中起重要作用,抑或产出的价格弹性较小时,为了避免货币危机的发生,政府应该出手对商业银行提供救助。在相反的情况时,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为了维护其固定汇率的信誉应该出手对商业银行提供救助;浮动或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考虑到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问题,政府应该不予以救助。     

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与劳动收入份额

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总体呈下降趋势.从市场结构视角,借助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企业规模、行业市场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企业相对规模扩大会提升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进而降低其劳动收入份额;其次,市场集中度越高,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再次,通过比较中国大企业的应有规模和实际规模,发现差别化政策的存在致使部分大企业的实际规模大于其应有规模,出现资源误置的同时也造成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无谓损失;最后,基于Shapley方法分解的结果显示,企业相对规模与行业市场集中度是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其贡献度仅次于利润率和有偏技术进步因素,且明显大于其他因素.研究结论为理解市场结构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理论证据,也将有助于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供政策启示.     

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加工贸易规模及转型升级的影响

本文以中国《最低工资规定》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3年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研究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加工贸易规模及转型升级的影响。本文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虽然缩小了企业加工贸易规模,但通过倒逼机制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扩大研发创新和在职培训的投入力度、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推动了企业加工贸易升级。最后,本文还在城市层面研究了劳动力成本、资源配置与加工贸易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出口市场份额再配置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城市加工贸易升级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出口市场份额向竞争力较强的存续加工企业再配置,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加速了低竞争力加工企业退出。本文一方面丰富了评估最低工资经济效应的研究,另一方面有助于理解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背后的驱动因素。     

国际投资协议中国民待遇原则与清单管理模式的比较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从国际投资协定中国民待遇的基本内涵出发,围绕国民待遇适用标准及与之相配合使用的清单管理模式,比较研究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准入后国民待遇,以及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和混合清单3种清单管理模式的具体内容、特点与实践情况,重点结合当前国际投资协定中国民待遇与清单管理的两种主要组合模式——"欧洲模式"和"北美范本",深入探讨"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在中国的具体适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