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高新区集聚经济效应计量分析

西安高新区作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之一,虽未地处发达区域,却有令人注目的综合实力,文章首先通过构建Segal扩展模型,实证检验了集聚效应因素与西安高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西安高新区的园区规模每翻一番生产率就会提高约42.6%,即集聚弹性为0.426。进一步得出了一组集聚效应弹性的估计值,但是该组值在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最后提出了管理部门应通过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和加大投资力度来应对这种下降趋势。     

三柱结算公式演变及其管理思想

传统中式会计特有的三柱结算公式及其蕴含的理财思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和管理思想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作为当时社会进步的一种管理工具，其发展演变促进了管理思想和方法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人民币汇率、出口退税对加工贸易收支动态冲击的实证研究

2005年汇率改革后人民币迅速升值,而之后除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中国加工贸易顺差不降反增;同时,出口退税迅速增加。为解释这一复杂现象,文章用VAR模型来实证汇率、出口退税、加工贸易需求对加工贸易收支的动态冲击效应。研究发现:对加工贸易收支贡献最大的是加工贸易需求,其次是出口退税和汇率;人民币贬值和出口退税增加短期内对加工贸易收支均有J-curve效应,出口退税增加短期内对加工贸易进口正向促进效应大于出口的正向促进效应,进而导致加工贸易收支恶化。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对加工贸易收支改善作用有限,但会降低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加工贸易进口对出口退税的过度敏感,提示中国政府要防止出口退税骗税和出口商品香港一日游现象。     

中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的面板协整分析——基于10个高耗能行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面板模型与协整分析结合起来,以1995～2006年我国工业部门10个高耗能行业的截面数据为依托,构建了工业部门能源消费的面板协整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工业部门10个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能源利用效率与行业产出之间的面板协整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工业部门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能源效率与行业产出之间的长期均衡具有显著的短期调整效应,但各行业差别显著。这一结论为制定工业部门长期能源发展战略及短期能源调整措施奠定了基础。     

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继续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战略选择,而走有地方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根本途径。为了更好地评价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水平,构建了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AHP层次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计算出了2000—2010年陕西省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指数,并对五个中间层指标进行逐个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陕西省新型工业化水平自2005年以来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但目前仍处于量化积累阶段,其中信息化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滞后严重阻碍了陕西省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

以我国29个省份和东、中、西三大区域为评价对象,从低碳排放和发展能力两个层面,构建了中国区域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TOPSIS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整体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省际间及三大区域间差异显著。东部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远大于中西部地区,东、中、西部分别表现为相对低碳、中碳和相对高碳的经济发展特征。中西部地区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尽可能地降低碳的排放,以提升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     

基于超效率DEA的城市效率演变特征

以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为研究样本,首先构建了基于效率的副省级城市的投入产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超效率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克服了一般文献中由于通常使用数据包络分析的DI,BC2和DEC2R模型,而陷入对有效的决策单元无法做进一步分析评价的困惑,比较客观地评价了1995-2005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效率的演变特征:其一,超效率DEA值变化呈倒U字型.且超效率值有趋同性的态势;其二,超效率DEA值大于1的副省级城市数量逐年增多;其三,超效率DEA值整体变化比较稳定,但少数某些城市的超效率值变化剧烈.     

能源消费与城市化水平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以关中城市群为例

本文构建了测度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指标,基于1990-2009年关中城市群的时间序列数据,测度了关中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在此基础上,定量分析了关中城市群能源消费与城市化水平的动态因果关系,为制定关中城市群合理的城市化方案和科学的能源消费政策提供依据.     

城市流强度时空动态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通过对陕西省十个城市的城市流强度进行时空动态比较,考察陕西省城市外向服务的空间差异和产业间结构,并建立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对城市流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西安市城市流强度"一市独大",但综合服务能力不够强;其他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值较小,专业化优势不明显;第二产业对城市流强度的影响程度大于第三产业;各城市产业影响的水平效应差距较大。提出中心城市应着力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其他城市则应集中力量发展优势产业,着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各城市均应挖掘城市特色,发展第三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