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是否带来了财政资金安全？——来自地方审计机关的经验证据

基于“免疫系统”理论，采用中国审计年鉴2007—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国家审计与财政资金安全之间的逻辑相关性，结果表明国家审计能够有效发挥“免疫系统”功能，防范和化解地方财政资金运行风险，提高财政资金安全性，但国家审计功能的发挥与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查处问题的整改力度相关：整改力度强，审计功能发挥得好；整改力度弱，审计功能作用不明显。因此，审计工作不仅旨在发现被审计单位潜在的问题，更要督促被审计单位依法依规进行及时整改，确保对财政资金运行形成有效监督。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1992—2017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非线性门槛模型系统地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流动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并且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非呈现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而是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变化呈现出“U”型的动态相关关系。当农村劳动力转移率低于0.157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农村劳动力转移率超过0.288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率的进一步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会增大。     

国家贫困县存在税收竞争吗？

以国家扶贫县为研究对象，考察贫困地区是否存在税收竞争行为。利用空间自回归模型，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LE），在不同空间权重下分析国家扶贫县的税收竞争行为。研究发现：第一，国家扶贫县之间同样存在税收竞争行为；第二，同一省份国家扶贫县之间的税收竞争要明显强于不同省份国家扶贫县之间的税收竞争；第三，经济实力相仿的国家扶贫县之间税收竞争更加明显。     

高新区升级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使用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省级高新区升级后,制造业企业私人研发投入水平平均增加约8 224元,对东部地区和本土制造业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尤为突出;第二,省级高新区升级引发的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提高是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的重要原因;第三,对于高研发强度和创新差距较小的制造业企业,省级高新区升级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突出。     

审计师会收取并购商誉风险溢价吗？——基于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视角

并购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但近期并购商誉中对未来预期的风险暴露引起资本市场震动。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并购商誉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并购商誉与审计费用正相关,即审计师能够成功识别商誉风险并在审计费用上加以反应,体现出审计制度的有效性。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在并购商誉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考虑外部监督的调节效应,发现机构投资者能调节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的中介效应。     

基于项目型政府的国家审计机关绩效管理模式建构

推进国家审计机关的绩效管理工作有利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实现国家审计资源有效配置。国家审计机关具有项目型政府特征,体现在组织结构的复杂性与任务的独特性方面。基于国家审计机关的项目型特征,从项目型政府的视角建构国家审计机关的绩效管理新模式,可以充分发挥项目型政府在横向与纵向协同上的优势,更好地为实现国家良治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老工业基地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我国48个老工业基地37个工业行业2006—2012年的数据,核算其碳排放量及变化趋势,并运用LMDI方法从区域和行业两个层面分析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老工业基地能源消费还是以煤炭消费为主;从地区层面看,行业规模和能源结构是影响碳排放的主要拉动因素,行业结构和行业能源强度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制约因素;从行业层面看,行业规模对37个行业的碳排放均表现出拉动作用,能源强度对7个行业的碳排放起到拉动作用,能源结构对28个行业的碳排放量具有拉动作用。应适度控制工业行业规模,优化行业结构及能源消费结构,加快技术进步。     

“以质易量”：水权交易改革的新维度——逻辑缘起、要件阐释、现实条件与制度保障

我国不仅存在水量性缺水,由水环境污染导致的水质性缺水也不容忽视。借鉴和发展工业企业投资农业节水工程置换水量的“以量易量”水权交易,工业企业投资水污染治理工程置换水量的“以质易量”水权交易可以有效缓解水质性缺水,实现水资源利用的“开源”。我国水权交易实践和水权交易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水污染治理市场化多元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为实施“以质易量”水权交易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和条件;应完善水权确权登记,发展水权交易两级市场,加强水资源二维监测,出台相关实施方案和激励政策,积极推进“以质易量”水权交易模式的构建和发展。     

生态移民家庭生计资本和生计模式的变化及其相互影响——基于贵州10个移民安置点的跟踪调研

搬迁将改变生态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存量和结构,并促使其生计模式转变。对贵州省10个生态移民安置点的跟踪调研表明：与搬迁前相比,搬迁后移民家庭的自然资本减少,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略有增加,而金融资本大幅增加;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占比下降,而其他收入占比明显上升;刚迁入新居住地时,移民家庭生计资本运营效率的改善不明显,但随后两年有明显提升;移民家庭收入结构变化对其生计资本运营效率变化具有负向影响,其生计模式的选择可能存在失当。因此,生态移民家庭的生计发展在搬迁后存在一个适应过程,政府要积极帮助移民尽快在新居住地实现生计模式与生计资本的匹配和互动改善,促进生态移民家庭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监督力度与捐赠管理模式——基于上市公司对外捐赠的理论与实证

为了探究社会监督力度加大能否促使企业从直接捐赠转向慈善机构托管，首先在跨期非合作博弈分析框架下，从预期收益和监督成本两个角度阐释了捐赠管理模式的选择逻辑；随后利用2006—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开展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三方机构的存在会影响企业的捐赠意愿，公众对企业关注度增强时，相关第三方的运作会更透明，捐赠方将倾向于信任慈善基金的管理能力；当上市公司面对较为严格的社会监督时，它们会选择慈善组织代为完成对外捐赠行动；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和监督效率发挥了媒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