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质押影响分析师盈利预测吗？——基于上市公司与分析师互动行为的证据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与分析师互动的证据,从与分析师互动的频率和互动分析师的声誉两个维度出发,探索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影响分析师盈利预测质量的路径。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降低了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度,提高了盈利预测乐观度和盈利预测分歧度;（2）股权质押通过与分析师互动影响其盈利预测质量;（3）在剥离互动分析师声誉的影响后,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通过与分析师频繁地互动直接影响其盈利预测质量;（4）股权质押通过互动分析师声誉模式直接影响其盈利预测质量。异质性检验发现,股权质押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高、股权质押率高、股权质押到期日临近、上市公司主动性强、基金公司重仓持股将进一步加剧股权质押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动态内生性的视角

在动态内生性的框架下,以2002年至2011年71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同时考虑三种内生性情况,运用动态面板的System GMM估计方法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动态内生性,不仅当期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前期股权结构也对公司绩效有着显著影响,并且前期公司绩效对当期股权结构具有反馈效应。因此,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提高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降低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来提高公司绩效,进而提升公司价值。     

农业转移人口省际迁移理论与实证研究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推广,我国农业转移人口跨区、跨省迁移的自由度越来越大,而自发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迁往何地是遵循经济理性原则的。基于经济理性选择理论,从收益成本的视角构建农业转移人口省际迁移测算模型;采用我国31个省区统计数据,测算2013年各省区农业转移人口的省际迁移收益矩阵、人口外迁拉力和内迁引力,分析表明：各省区内迁引力差距巨大,而外迁拉力基本一致;农业转移人口是流入本省区城镇还是流向外省区城镇,主要取决于本省区的内迁引力,内迁引力大于外迁拉力的省区即为人口净迁入省区。进一步的预测分析表明,各地人口还会流向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人口迁出地区需要有超越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并加快改善劳动力收益状况,才能留住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     

北美自贸区促进了成员国技术进步吗？——基于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演变的比较分析

以中国为标准国，利用EKS模型测算1995—2011年3个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成员国和具有代表性的35个非NAFTA国家14个制造行业的相对技术水平系数，并进行时间上的纵向动态分析和国家间的横向比较，得出以下结论：NAFTA的成立给各成员国的技术进步都带来好处，且经济互补性强的“南北”型自贸区比经济同构性强的“北北”型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更能使成员国获得技术福利；在NAFTA成员国中，美国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最高但各行业差异也最大，而墨西哥最低但行业差异不大；在变化趋势上，美、加、墨三国存在差异，说明NAFTA并不能使各成员国、各行业的技术水平都同比提高，而会产生区域内的分工和分化。因此，不能因某些部门的不景气而全盘否定自贸区或自贸协定，要通过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或经济一体化协定打破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中国尤其应重视与经济互补性强、技术水平高的国家签订经济贸易一体化协定，积极提升国内技术水平和产品在国际价值链上的位置。     

全球视角下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福利影响——基于服装业的局部均衡模拟分析

基于2017年全球服装产品生产与贸易的有关数据,利用可计算局部均衡模型从全球视角实证考察美国加征关税在行业层面的福利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美国对华服装产品加征关税具有比较显著的贸易破坏效应,但由于贸易偏转效应,中国服装对欧盟、日本等第三方市场的出口将有所增加;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存在,加征关税对美国服装产业的救济效果非常有限;第三,美国对中国服装产品加征关税导致美国社会净福利损失要远高于中国社会净福利损失。研究结论对如何应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中国和南亚四国货物贸易关系网络分析——基于进出口、贸易竞争和贸易互补三个维度

2005—2016年,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货物贸易规模大幅增长,南亚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南亚国家出口产品结构变动不大且多为技术、资本密集型加工产品,进口产品结构变化较大且趋于多元化和合理化;中国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巴基斯坦三国的贸易竞争性较弱、互补性较强,与印度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都比较显著;中国和南亚四国贸易关系网络密度趋于上升,进出口关系和贸易互补关系趋于向少数国家集中,贸易竞争关系趋于分散。总体上,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互补性大于贸易竞争性,各国贸易合作潜力较大。但2012—2016年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货物贸易处于增长停滞状态。应优化贸易产品结构,拓宽贸易领域,增强产业互动,创造贸易条件,促进中国与南亚国家货物贸易持续高质量发展。     

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演变态势与增长来源

在新发展阶段,“双碳”目标的提出使生产低碳化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出口贸易带来的碳转移排放加大了碳减排压力,只有不断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才能实现出口增长与碳减排的双赢。然而,现有文献对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对其演变态势和增长来源的深入探究。本文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2002—2017年中国26个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用单位隐含碳排放的产出来表征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进而考察其演变趋势和部门收敛性,并采用LMDI-Attribution模型对其增长来源进行分解,研究结果显示：（1）2002—2005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出现小幅下降,其后则呈持续增长态势;尽管各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呈平稳上升态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不同部门的演变趋势也不一致;第一、三产业的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相对较高（均大于0.10万元/t）,而第二产业的大部分部门相对较低,尤其是制造业中的高碳密集型产业最低。（2）2002—2017年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标准差、对数离差系数以及变异系数均呈增长趋势,不存在σ收敛,但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表明低生产率部门的增速高于高生产率部门,但还未带来部门间绝对差距的缩小。（3）在样本期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带来的能源生产效率提高和内需扩大带来的生产外向度降低;各部门和产业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能源生产效率的提高,其贡献率远大于其他因素,但不同部门和产业的增长来源及各因素的贡献大小也具有明显的差异。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采用单要素碳生产率法对26个部门和三次产业及制造业中不同碳密集型产业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分析了其部门收敛性,丰富和细化了关于隐含碳生产率的经验分析;同时,对各部门和产业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增长来源进行LMDI分解和Attribution归因,为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研究表明：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持续上升,但整体水平不高且部门差距较大;技术进步是提高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的根本,满足国内需求的生产进步也会有效促进出口贸易隐含碳生产率提高。因此,应通过低碳偏向性技术进步和扩大内需有效促进碳生产率提高,尤其要通过技术扩散促使碳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加快追赶速度。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内在动因探析——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在对马克思利益分析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中呈现出当代流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得到整体运用,体现了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旧常态发展导致新的利益失衡形成,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内在动因。     

中国出口企业应对世界发展低碳经济要求的策略分析

目前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短时期内难以改变,而“低碳经济”和“碳关税”贸易规则的提出则使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中国出口产品耗能较高,碳关税一旦实施还将严重抬高企业的出口成本,而目前中国企业低碳技术水平较为落后。中国出口企业应坚决反对碳关税庇护下的贸易保护主义,转变发展观念,倡导发展绿色贸易,同时加大对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以适应低碳经济的要求和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     

中国优势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分析

聚焦中国优势制造业，通过使用基于贸易增加值数据分解的框架测算连续20年的中国数据，分析和评估我国优势制造业的竞争力发展状况。研究发现：在优势制造业方面，中国制造业整体具有明显优势，其中的中、高技术行业相对于低技术和新兴制造业，更具显著竞争力；以核电、航空和高铁为代表的高技术行业、新兴制造业的中间品出口主要是依靠国内增加值的中间品出口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代表低技术行业的纺织业依靠融入全球价值链保持全球同行业的竞争优势；在全球垂直专业化深化发展的背景下，我国优势制造业中普遍存在参与国际分工的依赖程度弱化的趋势，而竞争力提升和价值链攀升具有依靠国内增加值质量提升的内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