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技术创新研究

本文运用面板协整工具和动态最小二乘法(DOLS)来检验我国1990-2004年间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我国技术创新的相关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FDI与我国技术创新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如果跨越了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那么FDI从总体上对我国的技术创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可以说人力资本在FDI促进我国技术创新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温州高新技术研发平台建设研究

鉴于温州产业高新技术含量普遍偏低,产业发展后续力量不足,为提升温州产业的竞争力,维持并优化其发展的良好态势,亟需建设提高温州产业科技含量的研发平台。本文分析了温州市研发平台建设的现状和问题,研究提出了温州高新技术研发平台构建的思路。     

外资溢出效应与竞争效应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影响

本文通过建立分析框架,运用平行数据模型方法,以广东为例分析了外资溢出效应与竞争效应对中国内资工业部门以及不同所有制工业部门的影响。我们发现,外资对中国内资工业部门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而负向的竞争效应超过正向的溢出效应,外资对内资工业部门的净效应是为负的。这说明至少在短期,外资对内资工业部门冲击很大。研究还发现,外资对不同所有制工业部门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是不同的。外资对国有工业企业冲击最大,而以私营、三资企业为主的其他工业企业受益最大。最后,文章提出了促进外资对中国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扩散的政策建议。     

美元特权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探析

美元特权的形成使贸易逆差成为输出美元的主要途径,并对贸易逆差起到了助长作用,集中表现在美元特权使美国维持着巨额贸易逆差而不受外汇储备短缺的制约和金融危机的威胁,却使其他追求美元储备的国家依靠贸易顺差和过度储蓄来摆脱不利处境,从而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但贸易逆差的继续发展和未来的调整势必会影响美元特权地位的巩固,使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面临极大的风险。     

全球化与城市贫困:基于中部六省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城市贫困问题也日趋严重。本文以我国中部6省为研究对象,从收入和消费两个维度,估计了一个包含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变量的贫困决定函数,实证分析了贸易和FDI对城市贫困的影响,着重检验了其中的非线性关系和“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和FDI对于贫困人口有着不同的影响;FDI流入与贫困变化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表明全球化只有达到一定水平后才会使穷人受益。     

过度竞争、进入壁垒与流通组织优化

过度竞争是流通产业健康运行的重要障碍。文章从产品同质性和产品差异化两个角度,运用扩展的伯川德模型和萨洛普模型,分析了过度竞争在流通产业中出现的必然性,即流通产业自由进入的特点决定了过度竞争的存在。然后运用斯塔尔博格模型,采用跨期分析,指出了流通企业选择合适的投资水平可以阻止潜在进入者,避免过度竞争的发生。最后,提出了优化流通组织的建议。     

FDI与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

通过两种主要的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组织形式——FDI与国际外包,就国内的相关经验数据来检验我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和国际外包的承接均与我国的技术进步显著正相关,而FDI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面效应且在统计上不显著。最后在前面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如何有效地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进而实现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的政策建议。     

技术能力、金融发展与外贸增长质量——来自我国的证据

本文运用我国1998-2012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金融发展、技术能力和外贸增长质量三者间存在的长期内生关系。研究发现:整体来看我国外贸增长质量的时间序列变化呈现"下降—上升"交替进行的变化趋势,且不同省区的外贸增长质量参差不齐;实证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投入增加和技术创新组织建设水平提升对地区外贸增长质量均呈现明显的正向作用,但是技术创新资源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金融发展规模提高1个百分点,引致外贸增长质量指数提升0.116个百分点,但是金融发展效率提升却带来相反的作用;技术能力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东中西区域外贸增长质量,但利用金融发展改善外贸增长质量的理论假说并没有在三大区域均得到验证。     

FDI对我国东、中、西部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流入我国的FDI规模迅速增长,而近年来就业日益成为中国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本文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为横截面单元,利用各横截面单元1985年～2003年的样本组成面板数据,进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来考察FDI对我国不同地区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就业影响是有差异的。FDI对于东部地区的就业效应要小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中国风险投资业实行有限合伙制的思考

风险投资业在中国是个新兴的产业，目前我国风险投资业主要采用公司制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初期发展阶段是比较可行的，但风险投资业是高风险高利润的行业，与一般的产业不同，因此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在风险投资业发展中存在着许多的障碍，本文正是分析中国公司制风险投资业存在的问题，借鉴美国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公司成熟的经验，提出在中国风险投资业尝试实行新的组织形式——有限合伙制，并认为中国目前具备潜在的条件实行这一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