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特点及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尤其是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使全球经济越来越不可分割.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经营活动中,遇到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人力资源的跨文化管理问题,而企业之间的竞争焦点集中在资源尤其是优质的人力资源.本文首先就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及研究现状予以阐述,进而分析了跨文化对HRM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旨在为跨文化企业有效地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与R&D投资和企业成长性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在构建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指数的基础上,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与R&D投资和成长性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企业,R&D投资越低;融资约束程度高的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显著依赖内源融资,而融资约束程度低的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对内源融资并不具备依赖性;融资约束程度高的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对企业成长性的推动作用明显低于融资约束程度低的高新技术企业。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融资决策研究

基于全流通背景和上市公司集中的股权结构特征,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可转债融资决策机制,结果表明在股权流通的背景下,通过可转债方式融资并成功转股,需要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盈利前景,否则融资后会降低控制性股东的融资收益,这一条件使得可转债融资方式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但可转债灵活的条款设计和转股前较低的资金使用成本受到了一些暂时难以进行增发融资的上市公司青睐——可以通过缩短初始转股期、降低初始转股价、放松向下修正转股价条款、严格赎回条款与回售条件等手段,提高可转债转股的可能性,从而间接地实现股权融资的目的。     

影响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财政因素研究

利用2005—2010年间中国287个地级行政区数据,以各主体功能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及居民收入为基础,综合测度了各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水平,并对影响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结构及财政转移支付等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的自有财政收入、社会性财政支出比重及财政转移支付对主体功能区的综合发展影响不同。自有财政收入对其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不显著,社会性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对主体功能区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财政转移支付则与其综合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     

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中国资源错配的影响

利用2003-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中国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表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会显著降低中国整体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但该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同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中国资源错配的影响存在阶段性特征：当人均收入水平低于19821元（2007年以前）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未对中国资源错配产生显著影响；当人均收入水平大于19821元小于49542元（2008-2014年）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可以缓解资本错配，但对劳动力错配的改善效果不明显；当人均收入水平大于49542元（2015年以后）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有利于改善资源错配。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通过提高金融深化水平和劳动力成本，进而缓解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     

融资约束与研发效率的相关性研究

在构建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指数及测度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效率的基础上,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上市企业融资约束与研发效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面临高融资约束的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效率显著高于低融资约束的企业,并且融资约束与研发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而支持了高新技术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上升会促进研发效率提高的理论观点。     

配股对股票长期收益的影响：基于改进三因子模型的研究

在中国证券市场中,配股一直是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主要途径。配股行为是否影响公司股票的长期收益,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以1999-2005年中国A股市场所有配股公司为样本,采用日历时间回归方法考察了配股后的股票长期收益。研究发现,配股样本主要集中于大公司,配股样本的股票收益和传统方法构造的因子收益时序上高度相关,配股后股票收益的长期低绩效并不是配股公司所特有的现象。本文进一步从模型设定偏误的角度改进了三因子模型,模型定价能力显著改善,并且从整体上减弱了配股发行的长期低绩效。     

资产负债表关联视角下的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传染研究

本文以政府部门为切入点,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政府债务对于宏观经济部门的影响。根据不同的金融工具构建分部门资产负债表关联矩阵,并运用未定权益分析(CCA)模型测度2007—2019年间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模拟了政府部门在遭受债务违约情况下各部门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过程,研究结果表明:(1)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政府部门的实际宏观杠杆率正在加速攀升;(2)政府部门隐性债务掩盖了部门内部系统性风险的实际积累水平,存在约1~2年的时滞效应;(3)政府部门债务违约后,金融部门遭受的损失最大;但考虑隐性债务后,非金融企业部门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且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停留时间更长,化解难度更大,对经济体的损害更深。因此要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控制在合理区间,更注重杠杆监管的长期性,处理好经济部门间的债务转化关系,为地方政府有效控制风险留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