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权力、经济制度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选择

一、文献回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劳动、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基于当前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也开始关注并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关的研究文献众多,虽然分析的角度存在差异,但共同点在于,制度(制度的表现形式可能多样,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习俗和惯例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但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技能溢价——理论假说与行业证据

工业机器人应用诱致生产环境复杂化且易偏向于技能劳动,但现有文献并未重视在不同情境中这种偏向是否会扩大不同性质劳动的收入分配差距.基于此,采用中国2006-2018年工业行业数据,以工业机器人密度刻画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检验中国情境下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技能溢价的真实影响,并分类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诱发技能溢价的生产率效应、劳动岗位更替效应和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差异.结果 表明:中国工业机器人应用正扩大劳动技能溢价,这可归结于工业机器人应用更易于提高技能劳动生产率,并通过非技能岗位替代和技能岗位创造的非对称方式扩大劳动技能溢价,而且在资本密集型、高垄断程度和低劳动保护程度行业中,工业机器人应用的技能溢价效应更显著.同期,工业机器人应用不仅会扩大本行业劳动技能溢价,还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诱发关联行业技能溢价,行业间技术关联性越强则溢出效应越大.     

国有股减持对股票价格的传导机制探析

本文将从消费者行为理论、均衡理论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入手,分析资本市场中股票的价格决定机制,并由此得出股票定价模型。 西方经济学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与均衡理论中指出,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需求与供给决定的,当商品的需求与供给达到平衡时,便形成了商品市场均衡价格,每一个均衡价格都     

“头部化”抑或“均等化”:人工智能技术会改变企业规模分布吗?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虽然现有文献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却普遍忽视了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会影响企业成长平等性，即智能化情境中企业规模分布问题，这关乎社会公平与效率。为此，本文从技术偏向和企业规模分布均等性入手，首次考察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会改变企业规模分布状态，结合2004～2019年天眼查企业微观数据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修正的Pareto指数测算地级市制造业企业规模分布情况，剖析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规模分布的作用，并检验不同技术属性企业和约束条件下的差异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会助推中小型企业规模均等化成长，多种稳健性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旧稳健。这一表现依赖于企业技术属性和外部约束条件，即人工智能技术会使传统企业朝均等化方向发展，同时也会推动大型人工智能企业头部化；更高的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水平有利于企业均等化成长，而更高的劳动力成本则将推动企业头部化。机制分析显示，人工智能技术会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这两条路径诱发企业规模分布发生变化。以上结论为拓展技术进步方向和社会平等性问题的研究，以及企业平等地享受技术红利和...     

技术进步方向及其劳动收入分配效应检验

前沿文献忽视技术进步方向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为此，文章考察了我国适宜性生产函数并测算了技术进步方向及其收入分配效应。结果发现，1978--2010年间有偏性生产函数描述我国经济产出更优，技术进步正朝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发展，其偏向水平不断强化并不断降低劳动收入占比，表明解决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应关注技术进步方向问题。     

论中国当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特点

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利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等原因促使了2000年经济增长的现好转，但经济的进一步好转还需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2001年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加大了扩大内需提高经济增长的压力，但有限的发债空间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使得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充分启动消费。本文应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分析了城市与农村居民消费函数的形式，总结出当前消费的特点，并进一步分析了当前消费对增长的作用。     

我国财政与经济增长关系:基于Bootstrap仿真方法的实证检验

不同经济体的财政与经济增长作用关系存在差异性,研究文献对二者理论关系的认识也并不统一。本文采用小样本可靠的Bootstrap仿真方法,利用1952~2003年为样本期的时序数据,对我国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的实证检验。比较研究显示,基于渐近理论的传统检验结果认为,二者不存在统计上的协整关系。利用Bootstrap仿真方法却得到不同的结论,即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意味着我国财政和经济增长存在相互促进作用。本文结论与大多数研究文献观点存在显著区别。     

中国股价行为模式分析

本文以西方成熟股市为基础的股价行为模型，对我国股价行为特性及模式展开讨论。分析表明，中国股市长期存在着随机投机冲击所引起的股价泡沫，而这种泡沫的内生性决定当期股票价格不能包含过去股票价格的所有信息，从而导致了股价行为的复合性特征，利用剔除法及加总原理推导出了我国股票价格的行为模型。     

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

本文依据我国市场化和产权制度改革特征,结合罗默(1999)和巴罗等(2000)的模型及演绎逻辑,将制度引入增长模型诠释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数理分析表明,制度越完善,经济增长就越表现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发展。制度越不完善,经济增长就越受限于制度的发展。利用对数线性模型,将产权制度以直接或与资本相结合形式进入模型,分类检验资本、技术进步、制度、贸易、金融和地域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OLS和GMM估计结果显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权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效力,省际面板数据的稳健性检验也印证了上述结论。本文指出,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用包含制度贡献,产权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创新要素空间集聚与区域创新产出:不同城市群的对比检验

前沿研究主要关注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却普遍忽视创新要素集聚空间演化趋势,以及对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效应和作用范围检验。文章利用2006—2017年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创新要素集聚空间演化趋势,检验创新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及空间作用范围。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创新要素主要集聚在直辖市和部分省会城市,并逐渐形成以城市群为区域范围的集聚趋势,但创新人员集聚范围明显超过创新资本集聚范围。第二,创新资本和创新人员集聚有助于本地和关联地区创新产出水平的提升,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作用较明显;第三,不同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作用特征差异显著,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人员集聚的最强作用范围为200千米、150千米和175千米,成渝城市群在125千米范围内作用明显;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资本集聚空间效应在125千米和100千米范围内作用突出。第四,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有助于提升本地创新质量,且创新人员集聚有利于提高关联地区创新质量,长三角城市群作用程度最大。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对本地协同创新作用较大,创新人员集聚对协同创新的空间效应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