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集体经济发展需要多村抱团

正一般而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作为基本范围,但单个行政村或自然村所拥有的各类资源资产数量往往有限。因此,如果在贫困地区简单地采取单村发展模式,集体经济会因较为普遍地落入"发展能力陷阱"而难有作为,由于政策支持强度差异而带来村与村之间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问题也会加剧。贫困地区集体经济发展需要突破集体经济单村发展模式的局限,大胆探索多村联营和飞地经济的发展模式。一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扶贫模式创新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新的执政理念和战略目标对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抓住这个有利机遇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创新扶贫模式，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认真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中国农村的私营企业和地方政府

中国农村的私营企业和地方政府［澳大利亚］杨苏珊［中国］杨钢一、农村私营企业的产生要确切地给私营企业下一个定义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根据中国官方的界定，个体企业（或个体户）是由个人或家庭经营，雇工不超过７人的企业；私营企业是由个人或合伙人所拥有超过７个雇工...     

论农产品名牌战略与农业产业化发展

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的关键是龙头企业 ,而龙头企业占领市场的核心是名牌产品。因此 ,实施农产品名牌发展战略 ,加快培植名牌产品 ,努力提高名牌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是我国发展农业及农村经济工作的迫切需要 ,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现实选择。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 ,农产品的生产与供给已经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加入WTO后 ,我国经济已融入世界市场体系 ,国外农产品及其著名品牌大量进入国内市场 ,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促成农产品名牌战略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结合 ,借助农产品名牌优势推…     

农村劳动力就业与转移困境的根源与出路——谈与几种流行观点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至少有1亿人,他们的就业与转移已陷于困境。今后随着总人口的增长,剩余劳动力还会大幅度增加,就业与转移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农村劳动力就业与转移陷于困境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出路在哪里?一种看法认为,造成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实行向工业倾斜的战略,国民经济倾斜发展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从农业吸走了大量积累,可又不能为农业劳动力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这种认识看到了问题的表面,但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实际上,如果没有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兴旺发达,农业劳动力就永远也不会有大规模的转移.另一种看法认为.我国实行的城乡分隔政策,是导致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与转移陷于困境的主要原     

四川省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与路径分析

［目的］乡村振兴作为我国工农城乡关系发展到新阶段的新战略，是我国在新时代做出的战略抉择。以实例为基础，深入研究实施乡村振兴中的目标、重点、实现路径等，有助于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方法］文章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实地调研情况，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四川省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制约因素、目标、重点及战略路径。［结果］四川省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与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差距较大，主要制约因素有土地细碎化、农产品竞争力不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乡村生态环境有待改善、多层次人才匮乏和治理能力面临挑战等。［结论］明确了四川省乡村振兴要以涉农产业蓬勃发展、生态环境根本改善、文明乡风基本形成、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和生活富足为目标，以衰退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作为重点，以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为核心，以村庄整治和宜居乡村建设为突破口，以贫困人口同步小康为关键，以激活土地要素为措施，以壮大集体经济为抓手，通过“融合”“绿色”“善治”“人文”“差异”和“激活”六大战略路径实现乡村振兴。     

论优质稻规模经营模式创新的“新津经验”

在经济新常态下,粮食安全也进入新常态,在保障粮食数量安全的同时保障粮食质量安全的要求不断提高,迫切需要以质量为前导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新津县在种粮主体快速分化的背景下以发展优质稻为重点,走优质稻订单生产为核心的粮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路,不仅形成了"产销协同四方联动"的粮食安全助推模式,更为破解当前粮食安全产销矛盾提供了有益经验。     

建章立制抓落实 立行立改见成效

建章立制是夯实严格管理、依法行政的基础工作，抓好各项规章制度的工作落实是纠正“四风”的关键，立行立改，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见成效，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促进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才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主题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     

破解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制度归因——评《农村产权制度变革与乡村治理研究》

乡村振兴作为我国经济社会迈向全面小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构想,是对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发展、城乡关系变迁和乡村价值重现的时代回应和历史要求。乡村振兴的根基和底蕴在于乡村治理,后者也会制约着产权制度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特别是在治理结构、民众参与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仍存进一步拓展深化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