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法律思维之比较

中西法律思维的立法哲学基础、法律内容的侧重倾向和地位与作用等都存在着差异,它导源于中西不同的经济、政治和传统文化。这也决定了中西法律思维各自独有的价值和特色,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借鉴吸收和融合性。     

独生子女政策对教育性别差异的影响

全国的数据表明,无论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高等教育阶段,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小.这也许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父母在教育投入上的"重男轻女"倾向已经改变.但基于高等教育数据的协整分析发现.自1979年在城市严格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对教育的性别平等在统计数据上的表现有着显著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观察到的教育平等可能不是人们的观念改变所导致的.教育的性别平等仍然任重而道远.     

基于微观角度的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分析

近年来,银行业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已日益突出,很多学者从多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理论解释.从微观经济主体--居民和商业银行的角度分析了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居民的高储蓄倾向,二是银行的经营方式以及资产结构不当.针对这两点原因,从商业银行创新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流动性过剩可采取的措施:调整信贷投放结构,推进经营方式创新,开发金融产品创新.     

对我国不同类型居民主体储蓄倾向的估计与分析

居民的储蓄倾向偏高是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对我国城镇、农村居民及按收入等级分组的城镇居民储蓄倾向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对降低农村和城镇居民的储蓄倾向提出了可行性政策建议。     

简论收入分配差距在消费层面的表现

从我国居民消费与分配差距间实证关系、居民的消费倾向、年底人民币储蓄余额和最终消费支出等几个方面,表述了收入分配差距在消费层面存有不"和谐"因素.认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有效需求上,即当前我们所抓的国内需求上;而有效需求,尤其是有效需求中的消费需求,也从一个侧面体现着收入分配差距状况.     

信任、不信任与民主制的悖论

本文论述了信任与不信任产生的条件.一个全面的信任模型至少要包含三个方面,即"被信任者的可信度"、"信任者的基本信任倾向"以及催生信任的文化因素.信任文化的产生既有结构原因,又有历史原因.本文认为民主秩序是孕育信任的重要力量.     

《中国资本市场预期》评介

中国经济的深入发展，已使经济社会各领域发生深刻变化。人们的预期，作为一种广泛的心理行为倾向，无时无刻不影响到宏观与微观的经济行为。中国的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影响资本市场变化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预期。故在西方国家，经济学家们逐步形成了各种资本市场预期理论。但这些理论毕竟是在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背景下产生的，要将其直接置于中国不发达、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加以运用，无疑会“消化不良”。即便我国经济达到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也不能完全…     

制造业企业的迁移特征、机制及其绩效——以杭州市为例

企业迁移对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功能优化及区域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杭州市544家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杭州市内企业县际迁移、同一区(县、市)内部企业跨乡镇街道迁移特征,进一步剖析企业迁移的动力机制,并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企业迁移绩效进行评价,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杭州市西湖区、江干区等近郊区是制造业企业主要的净迁出地,主要迁往余杭区和萧山区等远郊区。②余杭区、萧山区及江干区等区域内部企业迁移活动频繁,中心城区内企业迁移相对不活跃。县区内企业迁移具有有序性,呈现出扩散与再集聚并存的特征。③迁移企业具有规模衰减性,迁移企业数随企业规模等级的增加而递减,半数以上迁移企业的总资产位于107.0～2 262.7万元之间。④制造业企业迁出和迁入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开发区和高速公路建设对企业总体兼具虹吸效应和挤出效应。⑤对于总体样本及同县区内跨乡镇街道迁移样本而言,迁移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但跨区(县、市)迁移企业的绩效与对照企业无显著差异,在采用不同绩效指标、差异化的匹配方法计算后结论依然稳健。     

资源配置倾向、城乡发展差距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浙江为例的分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同时又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城乡发展差距的持续存在和继续拉大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出障碍,只有通过调整目前的资源配置倾向,统筹考虑城乡发展的要求,才能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从而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必要的前提。     

完善外商并购投资管理的对策

近年来，外资在华并购的案例明显增加，但我国对外资并购的管理显得相对滞后，特别是对外资并购中出现的垄断倾向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控制乏力，同时在外资并购的审查制度、交易市场、中介机构等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为此，必须抓紧完善有关政策、制度和立法，切实有效地规范外商并购投资行为，以便充分发挥外资并购的正面效应并遏制其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