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资本流动性程度和非流动性原因的度量与检验--来自中美日三国消费模式对比的经验证据

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性开始有所加强,流动方式也有所改变。文章选择中国、美国和日本的消费和收入数据,在国家之间实际利率均衡的假设下,通过国家消费模式的考察和对比,发现我国的经济运行并不满足国际资本完全流动性假说,其原因既出于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之间存在进入限制,也出于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非完全整合。这些经验发现表明,我国经济中的名义利率、汇率和资本市场仍然处于有限管制过程中,必须通过深化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和逐步实现资本市场开放等有力措施来增强我国国际资本的流动性,进而保持我国快速经济增长和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最终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基于PSTR模型的国际经验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通过建立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实证研究了最终消费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得出最终消费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V型关系的结论,并通过门限值的计算得出最优的消费水平为68.12%,在这一门限值以下,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高于这一门限值之后,这一促进作用有所减弱。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我国目前的消费率依旧偏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为此政府应建立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转型,同时优化投资结构,创新对外贸易模式,保持适度的通胀水平,提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     

我国通货膨胀率均值过程和波动过程中的双长记忆性度量与统计检验

This paper uses the ARFIMA-FIGARCH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China’s monthly inflation rate from January 1983 to October 2005. It is found that both first moment and second moment of inflation have remarkable long memory, indicating the existence of long memory properties in both inflation level and inflation uncertainty. By the Granger-causality test on inflation rate and inflation uncertainty, it is shown that the inflation level affects the inflation uncertainty and so supports Friedman hypothesis. Therefore, as for policy maker, they should roundly concerns on long memory properties of inflation and inflation uncertainty, and their single-dire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__________ Translated from Guanli shijie 管理世界 (Management World), 2007, (7): 14–21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弱化成因和经济“软扩张”后的增长趋势

1996年实现"软着陆"后,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段低通胀或轻微紧缩的蛰伏期,并于2003年开始了新一轮经济"软扩张","软扩张"过程的主要特征是周期波动性弱化和稳定性增强,主要成因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由总供给驱动向总需求驱动转变、紧缩性调控向稳健性调控的方向转变。进入2008年后,随着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和国内外经济冲击的影响,本轮"软扩张"阶段有可能转入新一轮平稳经济周期。     

我国货币—产出非对称影响关系的实证研究

货币与产出之间的非对称影响关系研究,近年来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运用平滑迁移向量误差修正(STVECM)模型,对1989—2007年我国货币与产出之间是否存在非对称影响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引入年产出增长率、年货币增长率以及年通货膨胀率的年度变化作为转移变量,线性检验表明我国货币、产出和价格系统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通过模型估计识别了我国货币—产出关系的经济和/或政策状态相依性;运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证明了两者之间是一种非对称关系。概括来说,我国货币对产出的影响关系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其依赖于经济周期的高速增长和低速增长阶段、货币供给的高速增长和低速增长阶段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加速和减速阶段。     

我国货币政策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出现了多次紧缩和扩张之间的交替,形成了显著的货币政策周期。下行经济周期往往都是发生在货币紧缩政策结束之后。为了度量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我们需要建立货币政策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并从众多的反映宏观经济状态的指标从中选取合适的预测指标来反映其内在机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我国自1996年以来共出现了3次产出增长率的下降,而这3次产出降低都发生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结束之后。这说明我国货币政策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货币政策操作也存在相机选择的内生属性,并且M1同比增速和金融机构新增短期贷款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在紧缩性货币政策实施之后是否会出现下行经济周期。     

货币政策与股票收益率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对股票收益率、货币政策以及产出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线性检验,结果发现三者之间的动态调整过程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平滑迁移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T-SVAR)刻画三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计算了ST-S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发现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具有显著影响,并存在非对称性,即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拉动效应大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抑制效应。而产出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股票收益率并不能完全反应经济基本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两分性。     

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框架研究:共识、分歧与展望

不同阶段不同政策目标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不同,合理构建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框架意义重大。通过对货币政策的"单一型"规则与"混合型"规则选择、货币政策的"降杆杆"与"稳杠杆"权衡等问题进行文献分析,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框架存在混合型规则、预期管理、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等调控共识,但也存在评价指标单一、缺乏微观主体预期、经济政策交互效应考虑不足等问题,应将货币政策调控评价指标、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经济政策交互效应等问题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和分析重点。     

我国货币变量与实际产出变量稳健性及灵敏性分析

基于我国1991年第4季度至2008年第4季度的实际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M0、M1以及实际利率季度数据,利用VAR模型中的Leamer灵敏性检验方法,通过构建不同货币变量和产出变量之间的回归方程,分析我国货币变量和实际产出变量之间Granger影响关系的稳健性及灵敏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货币政策变量中,仅M0对消费具有比较稳健的Granger影响,而M1以及实际利率对我国实际GDP、消费以及投资的影响作用都较为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