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与委托代理问题

由于国企高管的经营业绩难以被准确度量，加上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高管的超额薪酬成为国企代理问题的一种典型表现，于是政府将高管薪酬管制作为应急措施来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国企代理问题。采用双重差分法对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第二次限薪令在有效限制国企高管薪酬水平的同时，没有对高管在职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有效降低了国企代理成本；但第二次限薪令也降低了薪酬激励效应，导致国企高管努力程度降低，由此造成的利益损失又成为新的代理成本。国企薪酬制度改革面临激励与管制的两难选择，应在国企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国企的高管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公益类及特殊行业的国企增强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竞争行业（营利性）国企则应在推向市场的同时放松薪酬管制，从而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解决国企代理问题。     

研发投资、公益性捐赠与高管变更

选取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研发投资、公益性捐赠与高管变更三者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研发投资显著降低了高管变更的可能性;公益性捐赠抑制了研发投资降低高管变更可能性的作用;研发投资降低高管变更可能性的作用机制主要作用于非常规变更;相对于大规模企业,该抑制作用在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明显;相对于战略性捐赠,战术性捐赠对于研发投资降低高管变更可能性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环境规制、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和高层梯队理论,从微观视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考证企业决策视角下高管背景特征在二者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高管背景特征在其中起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因背景特征的性质而异,具体表现为高管性别特征正向调节二者间关系,但不显著,高管学历特征和年龄特征显著负向调节二者间关系,高管任期特征和党员身份特征则显著正向调节二者间关系,且其背景特征的调节作用因企业属性不同而不同.拓展和丰富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的研究视域及作用路径,为企业应对环境规制、改善企业绩效提供了参考依据,为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环保执法力度贡献了微观证据.     

高管机会主义品行与公司信息披露决策

文章构建相应策略识别了高管机会主义品行，并探究其对公司信息披露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机会主义品行会显著增加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提升公司选择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概率，并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随着高管机会主义水平上升，公司更有可能作出上述决策。进一步地，国有产权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品行对信息披露质量的负面影响，却显著增加了公司应计盈余管理；当高管机会主义水平较高时，国有产权也无法发挥有效治理作用。从经济后果看，高管的机会主义品行能被资本市场识别，并显著减损公司未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