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浚稽山》笔记——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些思考

"华夷共祖"是历史结论,是不能轻率质疑的。今人能做的就是寻找证据,来支持分子人类学以及历史得出的结论。显然,"分子人类学"所绘制的人类基因路线图谱是当下最科学的、最精准的、最值得信赖的理论框架体系,考古学则退缩成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完善与补充。《浚稽山》的出笼,实际上就是借用文学作品,来肯定"华夷共祖"这一历史事实。有西方背景的分裂势力渲泄、高喊什么藏独、疆独、台独,显然是经不起科学检验和反驳的。     

从历史看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在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思想和文化极为辉煌灿烂的时代。这一时期诸子各学术思想自成一脉、相互争鸣、盛况空前,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一段黄金时代。据《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史料记载,当时＂诸子百家＂有上千家,其中有不少学术流派在后世广泛流传,影响深远。     

论历史虚无主义与普世价值的关系和实质

文章分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和普世价值的基本内涵,认为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下,普世价值论充当了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和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史的思想武器。分析了历史虚无主义与普世价值的关系,认为两者都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上的历史唯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为宣扬普世价值提供历史论证和依据,其本质在于向全球推广所谓普世的现代社会价值及制度。     

党对我国社会各个时期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探析 ——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并纪念改革开放40年

对一个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科学分析和判断,是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前提.回顾党自建立以来,在每一重大历史时期都曾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过分析和判断,其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党的十九大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的实际和国情,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并据此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提出了新的目标任务.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和正确把握党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产权保护、双重计量与三重列报

有效的产权保护需要准确界定产权,会计计量是界定产权的基础,现代会计计量的对象是财权流。二元经济结构(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决定了二元经济产权结构和财权结构的发轫。根据财权契约的完备性,财权可以划分为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实体经济中的财权以"通用财权为主、剩余财权为辅",其计量属性应以"历史成本为主、现行价值为辅";虚拟经济中的财权则以"剩余财权为主、通用财权为辅",其计量属性应以"现行价值为主、历史成本为辅"。由此形成"双重计量"(对每一项资产或负债同时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和现行价值计量)与"三重列报"(财务报表项目同时列示"历史成本"、"现行价值"和"现行准则"数据)。文章分别针对实体经济中的财权和虚拟经济中的财权提出了"三重列报"操作方案,该方案是财务会计适应性变革的可行路径。     

美国公布“史上最大”税改计划

近日,美国白宫公布了包含所谓“美国历史十最大规模减税”的税务改革计划。在个人税法改革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将个人所得税由七档简化为三档,分别为10％、25％和35％,其他改革还包括翻倍标准扣除金额（Standard Deduction）,     

搭好平台 促提素养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石家庄市藁城区供电分公司(以下简称“藁城区供电公司”)围绕青年“成长、成才、成功”,持续打造学习教育平台、主题交流平台、创新创效平台、岗位建功平台、技能比拼平台,有效提升青年精神素养。学习教育平台助力“青年思想大学习”藁城区供电公司团委打造共青团红色历史文化学习教育平台,组织体验式参观学习活动,培养团史讲解员,组织公司全体团员青年、藁城区优秀青年代表参观学习,充分激发青年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提升团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区域财税治理政策的变迁、逻辑与策略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分析

新中国区域财税治理历经七十余年的变革与发展,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其财税政策创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本文从区域财税治理政策的基本理论出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释析区域财税治理政策的建立、发展、完善、创新的变迁过程和扶持型、倾斜型、建设型、创新型的演进路径,厘清央地财政关系、强化预算管理改革、规范税费法律制度的内容取向和协调性、渐进性、连续性的基本特征,以及区域共同体、府际关系、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利益格局的动力机制;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关系视角,提出了强化"财权适度"、规范"精准定位"和明确"效能政府"等区域财税治理政策的总体策略。     

也谈历史概念和经济史研究中的量化——对周奇论文的回应北大核心CSSCI

中古寺院经济的兴衰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过程,农业科技进步、商品经济发展、门阀世族衰微等,以及诸因素促发的社会经济制度变迁,都会发生作用。但影响的程度和作用显然有差别,一些因素甚至可能是其他因素的结果,而后者恰恰是应当着力考察的最根本因素。否则做研究就仅仅是史料的堆砌,而上升为普遍性的理论解析,也是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特有的分析工具和方法的体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导致寺院经济兴衰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动力,在于以犁耕方式为代表的农业科技进步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亦即庄园经济的存与废。至于影响寺院经济兴衰的其他诸因素,都是这一根本动力发生作用的结果,并受其影响和制约。但这样的认识并不影响对其他因素发生作用的肯定,特别是观察的视角不同,关注的问题以及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正是在相互补充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学术研究得以不断发展创新。应当看到,无论“经济学的经济史”还是“历史学的经济史”,都有各自的研究特点和长处,应百花齐放、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走向费孝通先生的期望——“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