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金融素养对居民投保人身保险的影响研究

居民合理参与保险市场,可以有效转移风险.然而,我国当前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亟待寻求提高居民保险市场参与的关键因素.基于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2010年和2011年"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及投资者教育调查数据",采用IVprobit、2SLS等模型考察了主观金融素养对居民投保人身保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金融素养对居民家庭投保人身保险具有正向影响,该影响在细分的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市场同样存在.并且,主观金融素养越高的家庭,保费支出水平越高.部分核心结论在CFPS2014和CHFS2017样本中依然成立.同时,居民的财富水平、收入水平、负债水平对其投保人身保险投保均具有正向影响.此外,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越差,购买健康保险的可能性越大,这说明健康保险市场存在"逆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居民的主观金融素养非常重要,它对于优化居民保险参与乃至家庭金融行为具有深远影响.     

直播电商中主播情绪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情绪劳动的调节作用

直播电商中主播的情绪呈现会对消费者行为有重要影响，但迄今为止很少有研究关注主播不同的情绪类型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本研究依托情绪劳动理论，运用情境实验的方法，探索在深度表演和浅层表演情况下，主播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分别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作用。结果发现，浅层表演会抵消主播积极或消极情绪的作用，深度表演下主播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会对购买意愿产生促进或抑制的作用。本研究拓展了电视直播和情绪劳动的研究成果，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实践建议。     

动产担保政策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基于《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两次修订的准自然实验

以《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2017年和2019年的两次修订为准自然实验，基于我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从纳入登记的应收账款行业范围扩大、动产种类扩大两个方面研究动产担保政策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表明，两次修订均能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且纳入登记动产种类扩大比行业范围扩大的政策效果更强。作用渠道分析表明，两次修订通过降低债务成本、平滑债务波动、改善债务期限结构等方面缓解融资约束。应收账款质量提升、利率市场化推进、货币政策紧缩对政策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效果在民营企业、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和法律政策环境较优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对评价及优化动产担保政策具有一定的价值。     

金融业开放、政府隐性担保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北大核心

在金融业开放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政府隐性担保的存在是否会导致金融部门过多借入外债而承受更大的风险？应当如何制定应对政策？本文在包含金融部门开放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金融部门破产机制，分析金融业开放的影响，并讨论政府隐性担保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程度越高，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对资本流动的变化越敏感，加剧了国内外风险冲击对投资和产出的负面影响。此时，政府的信贷救助政策可通过减少资本外流和银行净资产损失降低风险溢价，从而改善宏观经济状况。然而，对危机下政府信贷救助的预期将导致银行机构在正常状态下借入更多的外债，产生道德风险问题，进而使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上升，衰退程度加深。进一步地，对金融机构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可以有效抑制政府隐性担保预期所造成的道德风险，从而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概率。     

房地产泡沫是爱尔兰债务危机的幕后推手

爱尔兰债务危机是综合性的经济金融危机，表面上是政府债务问题，但根子在于房地产泡沫及其破灭——房地产绑架了银行，银行又绑架了政府。此外，危机也揭示了经济过度依赖外资、金融过度杠杆化所存在的巨大风险。这些对正确认识和防范当前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有借鉴意义。     

社会信用如何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在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考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极具重要性。社会信用是否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本文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0个城市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社会信用可以显著促进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促进地区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增长，在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保持不变。第二，社会信用通过促进金融科技创新和提升地区创业水平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第三，社会信用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和四线及以下城市，法制环境发挥着正向的调节作用，政府的支持也有助于强化社会信用的正向影响。第四，社会信用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为以建设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信贷约束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对不同类型、不同渠道及不同强度的信贷约束进行了多维度的全面界定,并分析了信贷约束对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认为,总体上,信贷约束对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来说,相比于供给型信贷约束,需求型信贷约束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抑制作用更大;当家庭面临机构和私人双重信贷约束,或受信贷约束强度更大时,其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更低.作用机制方面,信贷约束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进而抑制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信贷约束对年轻和老年家庭,以及较低财富水平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抑制作用更大.     

数字化与商业银行经营转型——基于传统业务结构变迁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从商业银行传统业务结构变迁的视角出发,从营销渠道结构、贷款信用结构、信贷行业结构三个维度探究商业银行数字化发展与其经营转型的关系。本文使用我国187家商业银行2010—2019年的网点与财务数据研究发现,银行数字化水平与网点增量负相关,与信用(保证)贷款比例正(负)相关,且与贷款行业集中度负相关。因此,银行数字化转型可以优化银行业务流程,促进银行调整贷款信用结构、行业结构,使银行可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债券利率向银行贷款利率的传导机制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阐述了债券利率向银行贷款利率传导的替代性渠道、期望收益率渠道和流动性渠道,并结合银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模式,构建了三条渠道的理论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国债利率对贷款利率不存在显著影响及长期均衡关系,美国则均存在,两国的信用债利差均不在利率传导中发挥作用。中国债券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效率较低,除了受到贷款基准利率的影响,还受到三条传导渠道不畅通的影响。一是信用债发行门槛高、发行效率低,导致替代性渠道不畅;二是银行业竞争不充分、信用评级和贷款担保制度不健全,导致期望收益率渠道和流动性渠道不畅;三是银行债券投资以中长期且持有到期为主,导致流动性渠道不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