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本的角度谈公司治理

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谈到公司治理问题中投资者与经营者及管理层与公司员工之间的代理问题,并从会计成本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最终的解决方案。     

“强监督”还是“搭便车”：自然人大股东如何影响企业专利质量

通过构建改进的知识宽度法测算企业专利质量，并以2007—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自然人大股东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其作用的差异性。结果表明，作为“强力监督者”，自然人大股东能够促进企业专利质量提高。但因为其角色由“强监督”转变为“搭便车”，故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并不存在。进一步研究表明，促进作用是通过加强对经理人和研发人员的监督，减少其控制权下投机性创新策略，提升其工作努力程度实现的。研究结论为促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消费者最关注“卸妆产品”安全性

3月2日,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 Data)联合美丽修行发布的《2021卸妆趋势白皮书》显示,受消费者追捧的“卸妆产品”,成分的安全性,成为消费者首选因素。近年来,随着彩妆市场规模增大,卸妆市场的潜力也随之快速释放。数据显示,2020年1-11月阿里平台卸妆品类总体销售额超过47.1亿元,销量超过6068万件;2020年双11前后卸妆品类淘宝直播的成交额增幅达到475%,由此可以看出,“卸妆市场”已成为化妆品行业的下一个掘金点。     

战略差异影响企业税收激进程度吗?——基于“账税差异”的检验

本文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战略差异对企业税收激进程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采取的战略偏离行业传统战略的程度越高,企业避税行为越激进。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经营业绩较差、信息透明度较低以及大股东监督效应较弱时,企业战略差异与税收激进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此外,不同的战略类型对企业避税活动的影响也存在差异,进攻型企业战略显著增加了企业税收激进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战略定位与避税行为的学术文献,也为有关部门对采取非常规战略的公司加强税收监管提供了有益参考。     

海信屏端驱动芯片累计出货1亿颗,全球占有率超50%

2020年,海信视像旗下的信芯微公司屏端驱动芯片(TCON)产品已经覆盖从高清到8 K超高清全系,全年TV TCON芯片出货量超4000万颗,累计出货已达1亿颗,目前全球占有率超过50%,稳居第一。与此同时,凭借强大的产品性能、可靠性和规模成本优势,信芯微公司TCON芯片已经大量出货至国内第一梯队的面板生产企业,包括京东方、华星光电、中电熊猫、惠科和彩虹等主流面板企业。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法律规则与政治逻辑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通过条约的方式明确中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通过制度化的设计使两国重回沟通对话的轨道。协议第七章所设立的"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安排"成为中美双方充分履行协议的制度保障。它通过对适用范围和机构设置与协议履行的高度绑定,使协议项下的遵约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在本质上实现了混同。协议项下的争端解决程序具有封闭性、逐级性和快速性的特点,服务于协议充分、及时的履行。对比中美与其他国家签署的FTA,第一阶段协议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述特点主要表现为:最大限度地避免第三方机构对协议相关争端作出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判;最大限度地赋予中美双方对于评估争议和采取行动的自由裁量权。结合中美贸易战的历程和第一阶段协议的谈判背景来看,第一阶段协议争端解决机制是中美贸易战过程中双方博弈模式的在法律上的延续。决定一部"自主履行"协议命运的主要变量是缔约方对己方利益诉求的判断,以及缔约各方的实力较量。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中美之间摩擦依然不断,而新冠疫情为双方履约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但从目前为止的中美双方有关行动与表态来看,中美双方仍然认为继续履行协议的获益大于停止履行协议的获益。     

不再提“经济中心”北京如何带动京津冀成世界级城市群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京津冀协同发展“2·26”重要讲话7周年。7年间,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年一个大台阶,每年都有新突破。接下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如何向深度广度拓展,“十四五”规划已经给出答案: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重点,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加快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梯队。京津冀作为新的增长极,已蓄势待发。     

债权人主义视阈下商业银行大股东行为约束之完善

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石的债权人主义是在商业银行特殊治理模式下对股东至上主义的制度修正.债权人主义下,发挥债权人的公众监督作用是强化商业银行大股东行为约束、实现债权人权益保护的重要途径.然而现行的商业银行大股东行为约束制度存在外部宏观审慎监管引发利益相关者的道德风险,内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独立董事作用难以发挥等公众监管实质缺失等问题.因此,债权人主义视阈下完善商业银行大股东行为约束,外部监管要充分发挥债权人作为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公众监督作用,内部公司治理要重构董事会,发挥独立董事的"居中裁判"作用,为债权人的利益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