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社保最低缴费基数与劳动者就业

中国社会保险最低缴费基数远高于最低工资标准,导致最低工资劳动者的实际社保缴费率高于名义缴费率,一方面减少了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企业的相对用工成本。相比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社保最低缴费基数的提高使得企业雇佣低收入劳动者的相对用工成本更高,对就业的不利影响更大。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的经验数据表明,社保最低缴费基数的上涨对总就业和城镇就业都已经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     

论公平与效率De关系

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政府追求的两大政策目标,也是衡量人类社会是否进步的两个根本的价值尺度。它的广泛使用,导致效率与公平——“谁优先排序”的问题争论不休。事实上,对公平的正确理解应该是:“不把公平解释为收入分配的均等或财产分配的均等,而把公平理解为获取收入或财产的机会的均等”。笔者认为,厉以宁教授的这一观点很有指导价值。它提示我们:要克服以往争论中的片面性,就必须对公平与效率、甲等与效率的关系做出科学界定。     

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政府追求的两大政策目标，也是衡量人类社会是否进步的两个根本的价值尺度。它的广泛使用，导致效率与公平——“谁优先排序”的问题争论不休．事实上，对公平的正确理解应该是：“不把公平解释为收入分配的均等或财产分配的均等，而把公平理解为获取收入或财产的机会的均等”。笔者认为，厉以宁教授的这一观点很有指导价值。它提示我们：要克服以往争论中的片面性，就必须对公平与效率、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做出科学界定。     

论经济学的边界

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可以解释人类所有的行为,他们运用经济行为模式对其他学科的传统“领地”簪越扩张,进行“经济学帝国主义”,试图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法方代替所有社会科学。但是随着经济学的扩张,经济学的解释力减弱,扩张的边际收益递减;同时,要求的理论创新加大,即边际成本递增。当两者相等时就达到了一种扩张的均衡,由此可以确立经济学的合理边界。     

全球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发展的协调性分析

本文从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贸易结构及趋同性等方面考察了全球和各区域1982-2005年两者发展的协调性,同时使用标准差和差异系数来衡量协调发展的程度。由研究结果可知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采取产业结构加权得出的非协调性总体比未加权时要大,近年来一些区域的不协调性还有着加剧的趋势。     

土地流转政策对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来自湖南省的经验证据

研究目的:确认土地流转政策是否能够促进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研究方法:依据湖南省2001—2016年县级区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这一反事实分析框架来估计土地流转政策对地区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效果,并运用微观数据分析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与合成的无政策地区相比,实施了土地流转政策地区的农民人均收入并未显著提高,即土地流转政策并未显著提高地区农民收入水平;在微观层面,土地流转也无法提高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研究结论:当前土地流转政策难以产生对地区整体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是由于土地流转无法对农业生产效率、非农业务、租金收入及政府转移支付收入等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产生有效影响。     

信贷扶贫制度的设计与创新—茅于轼扶贫案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本文以茅于轼先生在山西省的信贷扶贫案例为考察对象，以制度经济学为主要分析方法，指出了茅式扶贫成功的制度背景以及茅式扶贫本身所存在的制度缺陷。本文认为农村金融结构自身的孱弱与农民对金融服务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是茅式扶盆得以成功的基本条件；茅于轼本人的权威主义与龙水头基金管理人的精英管理，是这一制度得以在当地顺利推行的重要保障；茅于轼在基金制度设计上的独具菝匠心，是基金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同时，茅式扶盆也面临着制度构架上的不足和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     

论我国城乡人口迁移中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

工业化的理论和经验表明,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在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最早采用数学模型的方法对这种城乡人口流动行为进行研究的是,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转变模型”,该模型提出了“农业剩余劳动的转移-资本积累-工业部门扩张-二元结构转变”的机制,但由于若干理论假设的不合理,以及政策结论的重工轻农倾向,其理论已渐为人们所冷落,而70年代问世的托达罗模型对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流动的解释,似乎更有说服力。     

我国各地投资环境与FDI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

30年来，流入国内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中国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热点和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分布至今严重不平衡，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的几个省区。本文从投资的“硬”、“软”两方面环境的角度，全面地分析了影响外资分布的各种因素，并用计量经济模型检验了各因素对吸引外资的影响，测算了它们之间的定量关系。结果说明，除了地理、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等因素构成的“硬环境”（或“硬约束”）影响各地区外商投资外，由市场化程度、政府行为、地方政策及法律法规、以及人力资本状况等因素构成的“软环境”的影响和作用日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