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精英的权力结构与经济自由化改革——台湾的历史经验及其与中国大陆的比较

本文以台湾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为例,探讨了政治精英的权力结构与经济自由化改革之间的理论关系。在1963年产生的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行政院"代表的地位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使得偏好经济集权的"行政院"技术官僚受到了制约。这为台湾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贯彻执行提供了政治保证,从而为台湾出口导向时期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本文同时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尽管海峡两岸在经济分权化改革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路径,但政治精英的权力结构变化与经济分权之间均存在密切的联系。     

制度、技术和内生经济增长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 ,欲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就必须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的进步。半个多世纪以来 ,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均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学说。 80年代中期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 ,无疑再次对发展经济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近二十年来发展 ,是否真正使发展经济学摆脱了以往的困境 ?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出发 ,对现有文献进行一个简单的讨论。并试图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 ,进而对将来的理论进展提出一些看法。     

局部性改革的逻辑:理论与中国农村市场发展和商业环境的案例

本文检验中国1945—1949年恶性通货膨胀期间是否存在价格泡沫,并据此考察理性预期路径的收敛性。结论认为通胀中含有显著的泡沫成分,尤其在样本后半期恶性通胀主要由泡沫所推动而脱离了市场基本面;由于泡沫成分的存在,理性通胀预期的路径并不收敛。经验结论还表明这一时期货币供给主要是内生决定的,预期价格上涨导致名义货币供给几乎同比例增长。这保证了政府的实际铸币税收益,也意味着通货膨胀和货币增长循环相因构成恶性循环。本文的方法为当前我国资产市场泡沫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

企业技术结构的选择取决于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 ,而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只有与本地的禀赋结构相吻合 ,才能在技术结构选择上实现成本极小化的目的 ,进而实现持续的增长和发展。因此 ,一国工业的发展战略能否充分利用本地的比较优势将决定其长期绩效。发展中国家欲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目标 ,就应当采取遵循本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 ,中国政府在发展战略上的转变是近 2 0多年来工业化成功的关键。无论是国有工业 ,还是非国有工业 ,无论是农村工业 ,还是城市工业 ,其发展均要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     

中国农民组织发展:治理结构与组织功能——基于6省调查的分析

基于6省116个村关于农民组织的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民组织的发展状况,包括组织类型、数量、规模、治理结构、政府与组织的关系、组织的社会功能.分析表明,中国农民组织虽然数量可观,但是平均规模偏低,且发起过程中基层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政府发起的或者农民自发的组织在重大事件决策上一般有较高的民主参与性;当前,只有少数农民组织会去积极介入村庄的公益事业发展建设,即使介入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得到乡镇政府或村两委的许可和支持;在多数农村地区,农民组织在"纠纷调解"方面的社会职能普遍强于"号召公益活动".40%的农民组织没有在任何政府部门登记,许多组织的法律地位有待明确.     

村庄选举最优规则的非一致性——对中国农村居民最优选举规则偏好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6省116个村庄1949名村民随机抽样样本，笔者分析了农村居民对村委会选举制度的最优选举规则偏好。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对选举规则的偏好因村庄和个人而存在非常大的变异，那些理论上或一般被认为是最优的选举规则并未成为所有村民的选择。理论上最优的选举规则未必适合所有村庄，村庄最优选举规则表现出很强的非一致性。可见，农村选举制度和规则的制定和实践应当充分考虑“因地制宜”的问题。     

农民组织对村庄公共融资的影响：掣肘还是助推？——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前后农民负担变化的启示

基于随机抽样的来自中国6省116个村庄2000年和2004年农民负担的变化,本文重点考察了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前后村庄公共融资机制的变化及农民组织发育对完善村庄公共融资机制的影响和作用。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政策外负担影响甚微,一些地区政策外负担不减反升。村庄组织因其良好的内部信任和资源动员能力,在公共融资中表现出对村委会积极的补充作用,有助于降低政策外负担;而税费改革则凸显了政策外负担薄弱的合法性基础,加上粮食征购制度取消后征税难度和成本都大幅上升,农民对税费的抵制强度也构成了对政策外负担的重要制约因素。建立村庄新型融资体制需要充分考虑农村除“两委”外的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和村民对公共融资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