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国家差异化金融条件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传导研究

本文基于动态模型选择—时变参数—因子扩展的向量自回归模型(DMS-TVP-FAVAR)构建金融条件指数(FCI),度量G20主要成员国的金融状况,进而建立以FCI为转移变量,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以及经济增长等货币政策工具变量与目标变量在内的面板平滑转移回归模型(PSTR),以研究G20成员国及其中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G20国家中的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波动幅度比新兴经济体更大;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不仅在不同金融状况下表现出非对称性,也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表现出异质性;当金融状况低迷时,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数量型货币政策均对产出表现为正向冲击,同时,新兴经济体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远高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发达国家表现为正向冲击,在新兴经济体表现为负向影响;当金融状况一般时,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估计系数更易平滑转移,说明此时货币政策调控具有不确定性;当金融状况良好时,发达国家数量型货币政策产生负向影响而新兴经济体表现为正向影响,表明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存在差异性。     

减税降费与宏观政策搭配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减税降费的作用路径和效果，挖掘提升其效果的最优策略和政策搭配措施。研究发现，一方面，减税降费的效果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高度相关，对于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减税降费改善了企业净值和借贷成本，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撬动了企业投资和产出提升，而对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拉动作用则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如果大量依靠政府债务来支撑，减税降费可能会抬高市场利率、挤出企业投资。为了减缓这种挤出效应，应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或者对金融机构财政注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零利率下限约束下中国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宏观调控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在国内经济下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的背景下,我国名义利率受到较大下行压力。为此,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框架下,基于零利率下限约束的视角,构建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考察货币冲击、技术冲击与偏好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测算社会福利损失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基准模型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了产出的增长,相比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虽然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的效果更好,但也提升了通胀水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福利损失。当名义利率受到零利率下限约束时,由于名义利率工具失效,扩张性货币政策推升通胀的同时,也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了实际利率,使得家庭消费得到更大提升。但通胀和产出缺口的波动更为剧烈,造成了更大的福利损失。当前,我国政策利率应避免落入零利率下限区间,依据稳增长与稳物价目标之间的权衡,根据数量型和价格型政策工具的有效组合,制定最优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使得调控更加精准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