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退出与中国企业出口的动态序贯决策

频繁发生的进入与退出出口市场决定了企业出口行为呈现出序贯特征,即企业出口概率不仅依赖于当期出口决策,而且还取决于以前时期企业的出口行为。显然,忽略企业不同时期的出口连续性,将难以准确评估企业出口决策的转变。本文基于序贯决策模型,以新出口企业为分析对象,考察了生产率优势与企业出口动态决策的关系。结果表明,虽然企业的确需要以生产率优势来克服出口市场的进入成本,但是生产率并非是决定企业出口延续的关键因素。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这一核心结论,即生产率优势对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短期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对企业长期出口却没有产生同样重要的作用。本文为审视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动态行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对中国当前支柱产业的再考察——基于RWBC指数方法

文章运用网络经济学中的随机游走的居中居间指数(RWBC指数)分析方法,将我国整体经济视为一个经济网络,依据中国最新的投入产出表计算了我国各产业部门及最终使用的RWBC指数数值,据此确定了现阶段我国的支柱产业,并通过对中美两国不同产业的RWBC指数的比较分析,分析了我国长期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和对策。     

汇率变动与出口扩展边际——兼论企业异质性行为

本文采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后的微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企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变动(汇率变化和汇率波动)对中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出口市场个数和出口商品种类数)的影响。总体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汇率波动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比之下汇率值的变化则与企业出口市场数正相关,人民币升值时会促进企业拓展出口市场;OLS和固定效应下汇率变化对企业出口商品种类的影响符号正负不一。本文进一步按照四种标准划分的子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不同企业在面临汇率变动时的反应具有异质性。     

我国产业比较优势的源泉与提升

一国产业比较优势可能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其中必然存在着主导性的因素，鉴于我国出口结构和出口模式的现状，本文通过实证检验从要素禀赋的角度来找出了主导我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因素，然后进一步从要素积累和要素在产业间配置的角度就如何提高我国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进行了分析。     

股市自由化能否改变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性——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分析

收入不平等是各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严重问题,尤其是收入不平等的代际持续性导致"贫者恒贫",这对于一国的经济稳定发展是极大的挑战。本文采用72个国家1980～2011年的国际面板数据,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研究股市自由化对代际持续的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股市自由化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通过提高教育投资来解决收入差距的代际持续问题,而且这种影响机制在股市发展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较为显著,说明股市自由化能够促进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分配均等化。     

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三方博弈的纳什均衡解

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中、日、韩三国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各种可能形式进行模拟分析,在博弈分析框架下得出包含中日韩三国的自由贸易区三方博弈的纳什均衡解;三国中任何一国通过与其他两国分别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所建立的轴心-边陲型FTA是不可行的;建立中日韩FTA不仅能使三国的福利得到提高,而且能促进部分产业在区域外市场上的竞争力提升。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推进路径——基于SMART的模拟分析

本文在SMART模型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局部均衡模型,基于HS6分位数据模拟中日韩三国间不同的阶段性双边关税减让方案和长期内关税的全部减让对三国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启动后,三国的农业部门、日本和韩国的纺织品部门以及中国的汽车部门将受到来自其他两国较为明显的冲击。机电产品及其零部件的区域内贸易增长潜力有限,但三国在该领域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尚具备进一步拓展的潜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首先要克服来自当前高度保护部门的阻力,而在机电产品领域应重点促进区域内投资和技术贸易的便利化,运用发达的地区分工网络提升各国在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竞争力。     

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动态演变——基于零部件贸易产业链的分析

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已经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核心特征,但尚缺乏对该生产网络系统勾勒的研究。本文借助投入产出表对国际贸易分类标准中的零部件划分进行修正,以产业链为基础系统总结了SITC(Rev3)第7、8类四分位最终产品所对应的零部件,进一步探讨了东亚产品竞争力的来源、区域生产网络的变迁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1)东亚零部件贸易是其产品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来源;(2)诸多生产链交织形成了东亚区域生产分工网络,并呈现出不断强化、加深和技术升级的趋势;(3)中国经济的融合推动了东亚分工网络的发展和调整,成为区域内主要的零部件出口国,日本的主导地位逐渐削弱。     

空间集聚是否总能促进经济增长:不同假定条件下的思考

本文基于全球85个国家近10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了国家内部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文中分别选取了表征空间集聚水平和政府治理水平的度量指标,采用横截面OLS和系统动态GMM的估计方法,主要关注空间集聚变量与收入以及开放程度之间的动态关系。同时我们针对不同的假定条件以及具体的分组研究进行全面的验证和分析。研究结果支持了威廉姆森假说(Williamson hypothesis),表明伴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集聚的好处将被削弱,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区域公平之间的权衡可能会逐渐失去相关性,在最贫穷国家实施抑制集聚的经济政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此外,开放程度在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中有负向效应。     

汇率变动、融资能力与中国企业出口

基于2000~2006年中国出口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汇率变动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融资能力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融资能力是影响出口企业对汇率变动承受能力的重要因素,不同的企业类型及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融资能力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进一步基于倾向评分匹配的倍差法分析可知,企业上市行为在其承受汇率变动时起到的作用相比传统融资而言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