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垂直专业化分工是促进东亚区域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以Hummels等(2001)的方法为基础,计算了1995年和2001年东亚十国(地区)的总体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和各经济体所有产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并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各经济体间要素禀赋的差异、行业规模程度和关税壁垒是影响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东亚发展的重要因素。东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区域内部关税率的反应弹性高于对区域外部关税率的反应弹性,这是东亚地区在促进垂直专业化分工方面的区位优势作用的结果。     

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与收敛性分析

通过对1978～2004年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省际经济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并且形成了以东、中、西部为界的显著“收敛俱乐部”现象,并以新古典收敛型为框架,得出了转型时期各省区经济发展条件收敛的结论。     

东亚经济合作的现状、趋势与展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制度性合作得以推进,已在区域政治合作、自由贸易区建设和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但这种制度合作还远未达到与东亚各经济体间生产一体化程度相匹配的水平.各经济体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两头在外”的区域生产贸易格局和美国的制衡战略是影响东亚经济合作深入推进的主要原因.最新一轮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面临新一轮的深刻调整,加速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合作显得尤为迫切.在当前条件下推进东亚经济合作,应首先深化各个领域的功能性合作,提升已建立的合作机制的效率,使成员国获得更多的切实利益.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推进路径——基于SMART的模拟分析

本文在SMART模型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局部均衡模型,基于HS6分位数据模拟中日韩三国间不同的阶段性双边关税减让方案和长期内关税的全部减让对三国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启动后,三国的农业部门、日本和韩国的纺织品部门以及中国的汽车部门将受到来自其他两国较为明显的冲击。机电产品及其零部件的区域内贸易增长潜力有限,但三国在该领域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尚具备进一步拓展的潜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首先要克服来自当前高度保护部门的阻力,而在机电产品领域应重点促进区域内投资和技术贸易的便利化,运用发达的地区分工网络提升各国在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竞争力。     

天津金融业与天津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分析

本文以2002年和2007年天津市42部门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对近年来天津金融业的发展及其对天津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表明：2002年以来,一方面,天津的金融业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金融业对天津整体经济、特别是主要支柱性产业或新兴产业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断加强;但另一方面,天津金融业还存在规模偏小、对整体经济的辐射、带动效应偏低以及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型国际分工、国际收支失衡与金融创新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国际收支失衡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很多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包括金融一体化、金融深化和国家之间的金融异质性是这次失衡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金融创新作为金融发展的动力或源泉促进了国家在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分工.具有金融业比较优势的国家容易产生经常项目的赤字,具有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国家容易产生经常项目的盈余.全球数据的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国际分工对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影响.     

对当前推进东亚经济合作的建议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调整期,推进东亚经济合作的要求更显紧迫。但阻碍东亚经济合作走向深入的各种内外部困难仍然存在,推进合作的环境短期内很难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深入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合作应当更加务实。建立更大范围的合作机制需要克服更多的差异性与利益冲突,因而东亚共同体只能作为一个长期目标。当前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立足于已经取得     

服务联系成本、基础设施建设和东亚垂直分工:1992～2006

东亚因其迅速发展的国际生产网络而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联系成本的角度对东亚生产网络的成因展开研究。作者拓展了Limao和Venables的基础设施指数,并利用联合国贸易统计面板数据,在区分零部件和最终品贸易的情况下建立增广引力模型,对服务联系成本的影响进行细致梳理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基础设施的建设及服务联系成本的降低对东亚垂直分工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促进出口的意义上看,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动中国深入参与区域分工体系,并对未来恢复贸易增长产生积极效果。     

垂直专业化、技术变动与经济波动

本文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下,研究垂直专业化的决定因素及经济波动效应。结论表明,垂直专业化的均衡程度与一国制成品部门的相对技术效率以及汇率管制程度正相关,而与该国中间品部门的相对技术效率负相关。当技术冲击来自制成品时,贸易成本和汇率管制会抑制本国经济的波动幅度;当技术冲击来自中间品部门时,二者不再单一地压制本国经济波动幅度。协动分析表明,汇率管制压低了比较优势冲击下垂直专业化与GDP等变量的协动程度,贸易成本则影响垂直专业化与GDP等变量的协动方向。在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下,技术变动可能导致GDP和福利的反向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