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因素及其解决路径

促使一定比例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是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生活是不稳定的,基本的居住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是因为对城市外部成本的过分担心、城市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城市国有房地产制度等因素成为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主要障碍。改革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和房地产制度,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考虑农民定居需求,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帮助进城农民工定居,是提高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水平的主要对策。     

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模式与制度创新

当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依赖于制度重构和制度创新.发展循环经济的正式制度包括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基础,制定与执行各项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与政策措施;进一步实施产权制度与价格制度改革,构建充分竞争的市场制度,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设施.发展循环经济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包括转变观念,为发展循环经济创设思想基础;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及公众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等.     

进城农民工的从业分类与政府的管理服务

不同群体的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在城市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既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又存在明显的差别。从农民工在城市从事不同职业的角度，可将他们分为四类不同的群体。政府特别是农民工所在城市的政府通过制度变迁、政策调整，既着眼于解决他们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困难，也有利于加快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和经济协调发展。     

快速城市化与低就业增长的悖论及其治理机制

我国市场化改革以来,快速城市化进程并未带来就业的高速增长,出现了快速城市化与低就业增长的悖论现象.这是因为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战略片面追求以工业化为中心,提高了城市化的成本,使中国的比较优势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抑制了城市就业增长;服务业发展滞后;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失误.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可以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加快城市化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重视非正规就业的作用,实现城市化进程与就业增长的同步协调发展.     

绿色金融与资本错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

<正>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绿色金融政策的执行效果,以PSM-DID方法减少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干扰,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政策对资本错配的影响,并对双重差分模型评价绿色金融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稳健检验。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有助于提升省域的资本配置效率,改善地区资本错配。     

重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结构的路径与对策

建立与完善国家与市场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制度结构,是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改革新阶段,要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内需不足等深层次问题,重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结构,就需要完善财产权保护制度,实行平等保护各类经济主体、各种形式资产的产权;在约束政府权力、改善对政府自身监管的同时,提升国家提供基础性社会服务的能力,完善市场监管体系;通过重构与完善要素市场的定价和竞争机制,进一步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发挥公民社会对市场制度结构的良性作用。     

基于农民工需求的基础设施投资与扩大内需

我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生产者群体消费不足,上亿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加快城市化步伐,改善进城农民工所需的居住、交通、教育、医疗、休闲、文化等方面的基础设施,进而促进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提高农民工的消费能力,是我国当期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     

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结构转换，包括城乡人口结构转换，产业结构及其布局转换，人们价值观念及其生活方式转换。城市化过程就是资源和经济要素的重新配置过程。同样数目的劳动资本，通过改变空间分布，将它们集中起来，在同样的技术水平下，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来。城市和市区的存在，是由于它的空间集中形式有利于生产消费活动。我国在建国后５０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城市化进程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均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半个世纪中，全国城市由１９４７年的６９个（其中台湾９个）上升至１９９８年的６６８…     

各类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境遇及其作用

农民工在城市会遇到一些共同的困难,如子女教育、户籍限制、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问题,同时,不同工作性质的农民工群体还具有各自独特的境遇。根据农民工在城市的职业、生活状况及其在城市经济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可划分为以下几个群体:1·在城市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就业环境普遍比较差,干的是不少城市工人所不愿干的脏、累、重、险的工作。建筑行业中农民工占到了80%,主要分布在各国有和民营的建筑工程公司,随着建筑工地的变动在各地辗转迁移。这部分农民工的流动性强,其主要目的是为挣钱供养农村家庭而非进城定居。他们是城市基础设…     

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的重构与农民工市民化

从理论上分析了在晋升激励和财政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行为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同时,基于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农民工市民化增长率、晋升激励和财政激励指标,采用静态OLS和动态GM M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晋升激励机制和财政激励机制不利于农民工市民化,财政激励会强化晋升激励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阻碍作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还具有自我弱化的趋势.需要通过转变政府官员考核机制,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关系,健全地方政府的财力保障制度,改革户籍制度,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