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获得、地区生产率与外资企业分布

本研究通过构建外商企业在华投资分布的微观决策模型,引入新经济地理理论新型指标——市场获得,并实证测算了我国省份层面的多层次市场空间;我国阶梯型市场获得的区域分布在近20年内并没有收敛趋势;利用1990～2007期间样本实证考察了新形势下外资企业在华布局的动因,发现中间品和最终品市场获得分别促动了＂要素需求型＂和＂产品销售型＂两类外商企业的进入;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因素也不容忽视,尤其＂国民待遇＂的公平性部分抑制了外资进入的积极性。生产率高的区域也为外资所亲睐,外资投资升级是面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     

媒体监督能够起到外部治理的作用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违规的证据

本文从中国上市公司违规频率的角度,直接研究媒体监督能否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并挖掘其影响机制,同时详尽分析媒体监督对违规频率不同的公司的治理效果之差异,发掘出媒体监督治理作用的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媒体监督能够显著降低公司违规的频率,说明媒体监督确实可以起到外部治理的作用。进一步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对于越是频繁违规的公司,媒体监督的治理效果越明显。另外还发现,媒体监督的治理效果逐年上升,说明我国媒体对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作用日益增强。最后本文还发现,媒体监督对公司治理产生作用的机制以行政介入机制为主而非声誉机制。     

审批、谈判与反公共地悲剧

本文研究了在企业投资项目审批程序中,企业审批机构的收益模式,审批权的分割程度以及不同的信息结构如何影响"反公共地悲剧"的发生和经济效率.本文发现,如果不允许谈判且审批机构的收益仅来自固定的审批费份额,则较高的审批权分割程度容易导致反公共地悲剧.在对称信息条件下,企业与每个审批机构的纳什合作谈判可以减轻甚至杜绝反公共地悲剧的发生,但审批权的分割程度以及企业和审批机构的相对谈判力会影响总剩余在企业和机构间的分配:审批权分割程度越高,企业获得的剩余越少.然后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谈判定价也不能避免净效率损失,而且此时降低审批权分割程度反而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经济效率损失.     

金融发展、商业信用融资与企业成长——来自中国Ａ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间的商业信用融资可以作为银行信贷的一种有效替代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在企业的经营和成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成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尤其是对于受融资约束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地还发现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商业信用对企业成长,尤其是民营企业成长的作用相对较大.随着金融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企业成长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依赖将逐渐减弱.     

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对吸引FDI的影响

本文通过博弈分析的方法讨论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对东道国FDI竞争结果的影响及其福利效应。我们发现,如果其它投资环境完全等同,当东道国之间存在技术差距时,“补贴战”会改善或至少不会损害技术较落后国;并且通过区域配置效率的改善,“补贴战”有可能提高各东道国的福利之和。然而,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与“补贴战”导致的东道国总福利的变化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向关系。本文的结论同样适用于同一国家不同地区间的吸引FDI竞争。     

CEO的财会教育经历有价值吗——基于并购绩效视角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高管简历中手工整理的CEO财会教育经历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接受过财会教育的CEO能在并购决策中发挥专业能力,提升并购绩效.在区分企业产权性质以及监督与激励水平后发现,CEO的财会教育经历主要是对非国有企业的并购绩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且对非国有企业CEO的监督与激励力度越强,其财会教育经历对并购绩效的提升作用也越显著.进一步检验的结果还表明,CEO的财会教育经历在提升单次并购绩效的同时还提升了并购积极性,并且通过降低并购溢价、缩短并购时间和促进并购协同效应来实现并购效率的提升.本文从教育经历中专业特征的视角,丰富了CEO个人特征和企业并购领域的文献,为财会教育的价值提供了实证证据.     

贷款利率改革与微观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研究了2004年的贷款利率改革对企业间微观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为合理衡量微观资本配置效率,本文对Wurgler(2000)的方法进行了修正,并构造了一个新的投资机会衡量指标——基准Q,用以克服Tobin'sQ的衡量偏误。我们的理论和经验分析表明:2004年贷款利率改革之后,微观资本配置效率在短期内不升反降,且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下降得更为明显,这主要源于贷款利率上限取消在短期内导致的逆向选择效应。为使贷款利率改革的积极效果得以发挥,迫切需要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银行监控效率,减轻逆向选择效应的不利影响。     

吸引FDI对东道国福利的影响

本文主要利用古诺竞争模型分析吸引FDI对东道国福利的影响。文章逐步深入地分析了吸引FDI进入对国内厂商利润、消费者剩余、劳动就业和政府关税收入等各方面的影响。结果发现吸引FDI并不必然地增加一国福利。同时文章还探讨了两国吸引FDI的竞争对两国福利之和的影响 ,发现通过FDI区位配置效率的改善 ,补贴战并不一定造成两国福利之和的净损失。     

企业净资产效应，信贷约束和过度放贷

本文将隐藏类型和隐藏行动结合在同一模型框架中,研究了不完全信贷市场中企业净资产效应的内在作用机制,解释了中小企业信贷约束和对大中企业过度放贷会同时出现的市场内生困境。本文强调中小企业面临的“不公平”融资条件并不意味着政府支持和补贴中小企业贷款一定可以提高信贷配置效率。虽然补贴可以减轻部分高能力中小企业的信贷约束,但同时也容易加重对低能力中小企业的过度放贷。适当的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大中企业的过度借贷并改善信贷配置效率。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东道国的FDI竞争

本文是对Kiymaz和Taylor（2000）论文的一个扩展。同样是研究当各东道国政府不能确定跨国公司做FDI的固定成本时吸引FDI的竞争，具体考察这种不确定性程度的大小对东道国政府补贴策略及其福利的影响。但是与其结论不同的是，我们发现，当把由技术外溢和东道国间的技术差距导致的不对称性考虑在内时，并非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两个东道国的期望福利越大；当不确定性程度已经比较小时，与跨国公司进行信息沟通，进一步降低不确定性会使各东道国的福利都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