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对资本项目开放的探索和比较

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众多、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两国都完成了经常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即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成员国）并且都在积极准备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本文选择印度作为比较对象,并不仅仅在于两国的国情相近,而是通过对两国的各个宏现经济指标比较,引发对实现资本项目开放这个目标的进一步思索。中印两国虽然在步骤上类似,但是两国的思路不尽相同。     

非贸易部门工资水平在实际汇率决定中的作用——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与日本汇率的检验

对实际汇率的实证前期研究一直集中在贸易部门,本研究开始将实证的领域拓展到非贸易部门(即使用非贸易部门工资作为比较变量)。运用了误差修正模型来验证第三产业的工资变化与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这种协整关系在人民币、日元的检验上得到了支持。随着第三产业占各国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在68%～84%之间),该部门对实际汇率的影响举足轻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实际汇率的平稳与中国的第三产业工资变化起伏较小相关。日元实际汇率上浮与日本的第三产业的工资提高成正比。从而验证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日实际汇率决定中是存在的。但是否在其他亚洲国家实际汇率决定中也同样存在则需要进一步证明。     

货币升值对不同产业就业的影响——对亚洲八国汇率与就业关系的经验分析

为了研究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中国各产业就业影响,且避免单独研究中国数据所产生的局限性,本文选取八个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汇率升值将对制造业的就业产生负效应,而对第三产业的效应为正,按照该结果,人民币升值将会给中国本已严峻的就业形势带来更大的压力。根据中国各产业就业形势的当前状况及发展趋势,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关于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可持续性的研究

本文首先比较了阿根廷与香港的汇率机制，它们虽然在形式上接近，但是两者有许多根本的不同。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有来自中国内地在各个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支持在其他采取货币局制度的国家里几乎看不到。这就是中国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特点。由于货币局的弊端显现，使得越来越多的市场经济国家倾向于“美元化”。本文采取“协整检验”的办法，分析了将来港币“美元化”与“人民币化”的可能性。以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作为判定尺度。虽然检验结果表明香港的一些经济变量与美国的有较强的协整关系，这是由于联系汇率制本身的缘故，但是出于政治、地理和其他要素的考虑，事实上港币美元化是行不通的；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协整关系虽然较弱，但是将来港币人民币化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实际汇率、工资和就业--对中国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实证研究

在同时考虑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情况下,实际汇率贬值会增加贸易部门就业,但会减少非贸易部门就业,对实际工资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按照理论分析的结果,文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和中国两部门实际工资及就业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显著增加贸易部门就业,但非贸易部门就业对实际汇率变动不敏感,而两部门的实际工资和实际汇率之间则都没有协整关系存在.进一步检验发现实际汇率变动对就业在贸易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结构也没有影响.总的结论认为,即使考虑到非贸易部门,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整个就业也是不利的,而贬值有利于整个就业.     

实际汇率研究进程与人民币实际汇率评价

只要一国的汇率与其国际竞争力相联系,该国的实际汇率就会被关注。本文从价值规律的角度分析和总结了国内外长期以来对实际汇率的研究,比较了两种实际汇率分析方法,即价格分析法和价值分析法,旨在说明价值规律还是左右着当前和未来对于实际汇率的研究,未来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研究将可能偏重价值分析法。     

国际投资者非理性情绪下的中国国际收支稳定性研究

自2001年以来,经常项目账户和资本与金融项目账户顺差的指数型增长将我国推向了全球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风口浪尖。在国际金融危机频发、跨境流动资金波动剧烈的背景下,我国反常顺差所具有的潜在风险非常值得关注。鉴于此,文章的研究重点在于:(1)采用涉及27个国家股票市场的数据,构建并计算了反映国际投资者情绪变化的风险偏好指数;(2)将国际市场投资者情绪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影响国际资金在我国跨境流动的驱动因素,以辨别跨境资金中的不稳定成分,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货币升值国家的经济变量和对策的比较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一国的货币备受看好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不管是名义汇率还是实际汇率与一国的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见表一)     

在改革中发展 在发展中完善——走向成熟的人民币汇率

自2005年7日至今，汇改已然两年。 有目共睹，汇率改革初步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人民币汇率实现了小幅双向波动，汇率弹性明显增强；随着外汇市场向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金融创新应运而生；银行外汇业务加快发展，企业开始积极应对汇率浮动之后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一系列旨在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的外汇管理政策也相继出台。 但是，汇改引发的讨论仍在继续：下一步改革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外汇市场如何进一步培育和完善？银行如何在合规经营的框架下创新发展，从容应对新的竞争格局？企业如何提升自身避险能力，在新机制中学会自如“游泳”？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和归纳。为此，本刊组织了“特别策划·汇改两年”。[编者按]     

外向型经济融资中的储蓄、利率与货币量

<正> 我国发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必然要求实行资金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方针。外向型经济需要有资金保证,资本形成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只有持续的资本形成,才会有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资本稀缺是经济发展的“瓶颈”,而资本的稀缺主要原因是积累不足。储蓄是积累的主要组成部分,只有积累到一定规模才能形成投资。而影响储蓄的最直接因素是利率,利率的调节又受货币供应量的制约。因此,在外向型经济融资中,三者的协调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