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

使用UNCTAD-Eora增加值溯源数据,对世界各经济体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演化特征、分布格局及驱动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增加值贸易网络虽然以区域内贸易为主,但全球化和区域化在同步发展,且增加值贸易网络以亚洲经济体、欧洲经济体和美国为主体。“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呈现明显的多极化分布,且权力大小程度分化严重,尤其是亚洲经济体的结构性权力优势明显。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价值链中结构性权力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其中,金砖国家的结构性权力正在逐年上升,日本、英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权力呈下降趋势。一国的结构性权力大小受到国家制度质量、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全球价值链地位及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禀赋的影响。     

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服务贸易壁垒与制造业服务化的矛盾分析了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global value chains(GVC)升级的影响,并利用2000—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遭受服务贸易壁垒会阻碍制造业GVC升级,降低制造业参与GVC分工的程度,缩短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长度,且遭受服务贸易壁垒会阻碍制造业在GVC中地位的提升,增加制造业出口产品中国内增加值的使用,减少国外增加值的使用;第二,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大于发达国家,对中高技术行业的影响大于中低计划行业.分要素密集度行业来看,遭受服务贸易壁垒对前向参与GVC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为: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后向参与GVC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     

GVC视角下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研究--基于总贸易与增加值贸易口径的比较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货物贸易的中间产品贸易存在逆差,而最终产品贸易存在顺差。那么中国货物贸易的贸易竞争力究竟如何?研究结论认为:第一,中国制造业整体具有较强的贸易竞争力,并基本呈现不断攀升趋势;制造业分行业之间的贸易竞争力差别很大。第二,总贸易口径下的贸易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大部分制造业的实际情况。第三,造成总贸易口径衡量的贸易竞争力偏离实际情况的原因与该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有关。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提质增量”

文章基于多目的国、多产品异质性贸易理论模型，利用2001～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张，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就影响机制而言，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出口产品和出口目的国多样性带动企业出口规模的提升，同时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实现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私企、外企、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国企、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且相对于出口到发达国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和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