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WTO条款”法律适用研究:基于中国“稀土案”的考察

在WTO体系中存在专门适用中国之规则,主要表现为中国《加入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在这其中又包含不少"超WTO条款(WTO-plus provisions)",是中国承担"超WTO义务"的文本体现。新近"稀土案"再次将"超WTO条款"与《WTO协定》,尤其是与GATT例外规则的关系问题置于关注视野。立法上的不足导致目前司法裁判者对"超WTO条款"的适用采取区分对待,争端各方对此则各抒己见。"稀土案"的裁决表明即便裁判者内部对同一"超WTO条款"的适用也存在分歧,并出现"单独裁判意见"。对此适用争议,短期内试图通过顶层的立法澄清恐难实现,为此可考虑通过WTO决策机构"专有解释"的第三条路径,弥合对该问题的分歧。与此同时,"稀土案"及其法律适用,将为中国参与全球规则谈判和国内治理带来诸多启示。     

WTO专家组有关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中 GATT第20条例外援引评析

"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是涉及中国WTO争端解决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近案例。该案涉及《中国加入议定书》的法律适用、GATT第20条例外援引、司法经济原则、透明度等法律问题。本文在概述基本案情和主要裁定结论的基础上,就专家组对中国是否可就《中国加入议定书》条款援引GATT第20条例外,以及如何适用该例外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尽管总体上援引GATT第20条例外的成功率非常低,但中国应该在上诉中争取澄清《中国加入议定书》第11.3条援引GATT第20条的法理依据。     

美国诉中国稀土出口规制措施的法律争议评析

WTO一审裁定中国对稀土等出口限制措施与WTO规则相抵触,这是继“原材料案”之后,中国在资源保护政策领域的又一次失利,美国等则可谓通过争端解决机制“一石击二鸟”。本案中,原被告围绕中国稀土出口限制措施的事实、法律实体和法律程序展开了激烈博弈;与此同时,裁判者内部对于相关法律问题的理解也开始出现分歧。本文对这起法律争议进行了评析,指出对中国而言,经历了WTO一系列败诉案例之后,对于自然资源出口的规制逻辑更应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和国际规则,以确保法律、政策和措施的合规性。     

CPTPP核心数字贸易规则与中国加入谈判因应——基于与RCEP的对比分析

加入CPTPP是中国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路径。数字贸易规则是中国申请加入CPTPP需要关注的关键内容,其中涉及数据跨境流动、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和源代码等核心规则将是后续谈判的难点。和RCEP相比,CPTPP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对中国国内规制提出更高要求,中国应主动运用好自贸区等制度创新载体,探索跨境数据流动监管模式,有效防范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等风险。CPTPP中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超出了RCEP规则范畴,由于对数字产品本身的规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要合理设计开放的范畴,做好风险兜底。在源代码方面,中国国内规制与CPTPP的规制方向一致,但仍需在谈判时考虑对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的影响。一方面,应不断完善国内规制以有效对接CPTPP,继续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推进数字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另一方面,应妥善利用CPTPP例外条款争取更大的国内规制政策空间。     

WTO对中国第四次贸易政策审议的法律考察

贸易政策审议对于每一个世贸组织成员而言,犹如是一次"年检"或"大考",其目的是确保各成员贸易政策和措施的透明度,加深其他成员对其的理解。2012年6月12日和14日,世贸组织对中国进行了第四次贸易政策审议。在本次审议中,各成员提出的问题之多、范围之广,都超过前三次审议。对各成员提出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在融入多边贸易体制进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贸组织的规则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美国对华太阳能“双反”案的法律考察与启示

美国对华光伏太阳能"双反"案反映了美国政府(商务部)的裁决准则和贸易政策的新近变化。该案中涉及的调查范围、替代国选择、单独税率、双重救济等法律问题颇具代表性,并且对今后的"双反"案件具有很强的指示效应。目前,对中国企业实施"双反"调查是主要贸易伙伴的常用救济方式,通过本案的考察,再次证明企业积极应诉和内部治理在贸易救济中的作用。本案中的启示也为相关企业今后应对贸易救济提供了参考。     

中国视角下的WTO总干事竞选

WTO总干事竞选,成为WTO及各成员2013年的重点关注。本次竞选候选人之多,选任程序之复杂,为历届之最。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竞选。对于GATT/WTO历年总干事的梳理以及竞选规则、总干事职责的详细分析,有助于全面认识这一选任过程。尽管入世以来,中国尚未提名自己的候选人,但是却可以积极争取副总干事的人选,并进一步增强中国在WTO事务中的参与能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趋势、特征与策略

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是立足中国实际,建立健全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通过持续深化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开放,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当前,我国以梯度开放为特征的跨境服务贸易自主开放实践,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预期的制度供给。然而,服务贸易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规制需求、市场准入模式的国际差异以及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对我国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构成诸多挑战。需强化风险意识,结合改革经验和地方需求,顺应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趋势,聚焦新一代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关键议题,关注服务贸易数字化趋势,持续加大现代服务业开放压力测试,提高国内监管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不断优化服务贸易开放谈判模式,有序推进跨境服务贸易高水平对外开放;善用国际舆论与法律工具,营造跨境服务贸易发展的良性制度环境。     

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与中国路径选择

由于多哈谈判受阻,美欧等主导的TISA谈判正密集进行。尽管TISA谈判所倡导的新模式、新规则和新框架对中国而言,无疑都是一次挑战,但中国加入TISA谈判具有现实需求,具备制度土壤和外部条件。尤其是TISA谈判在互联网、数字经济领域着手新规则的制定,反映未来趋势,必须引起重视,中国当务之急是争取中后期融入到谈判中。同时,不排除中国最终被拒之TISA谈判的大门之外,为此中国还应借助WTO多边平台,要求TISA谈判方遵循透明度和包容性原则、公开谈判信息;并强化自身的自贸区战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