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电力需求与商业化电网的投资激励

在电力产业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商业化电网投资越来越受到重视,其投资激励的有效性也受到广泛关注。本文以电力需求的不确定性为切入点,运用风险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不确定电力需求对商业化电网投资激励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当存在电力需求的不确定性时,只有当消费者和电网投资商都是风险中性时,商业化电网投资制度才能引致有效的电网投资水平;只要消费者和电网投资商中有一方是风险规避的,则商业化电网投资制度将导致电网投资激励不足。     

区域经济乐观发展 房地产业迎来有利环境

作为一个研究区域经济学的学者。我对房地产业发展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对中长期趋势的判断。 首先,房地产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在世界经济的排位中,属于中下等收入国家。世界银行对不同国家的划分,人均GDP10000美元以上是发达国家.3000~10000美元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750~3000美元是中下等国家,750美元以下则是低收入国家。中国去年人均GDP是1000美元,排在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后十位。中下等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加起来总数差不多是100个.称为发展中国家。从     

“同命不同价”——法律经济学视角的生命“价格”

《温州都市报》（2006年8月20日）一篇抨击现行国内户籍制度的文章中报道了两个由于城乡户籍制度差别而导致出现的“同命不同价”的案例：案例之一发生在重庆市。3名花季少女搭乘同一辆三轮车，在同一条街上惨遭车祸丧生，给3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悲痛。然而，在对死者家属的赔偿中，其中一名农村户口的女孩的赔偿，不及其他两位城市户口的同学的一半。     

“左脚鞋”与“右脚鞋”——完全互补性商品的故事

许多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每当论及消费者偏好及无差异曲线时，作者通常会沿用“左脚鞋”与“右脚鞋”作为完全互补性商品的典型例证。如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中，作者又再一次告诉人们，“左脚鞋”与“右脚鞋”是完全互补性商品。消费者在选择购买鞋子的时候，其偏好反映了消费者所关心的仅仅是成双成对的鞋，即拥有多少双鞋子，而不会去单独地关心一只“左脚鞋”或一只“右脚鞋”。[第一段]     

总供给曲线与经济增长路径变化：关于产量,物价与增长周期的一种假说

总供给曲线与经济增长路径变化──关于产量、物价与增长周期的一种假说史晋州７０年代末期以来，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经济增长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已经愈来愈成为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必不可少的“启辉器”；二是在经济发...     

累积创新框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累积创新框架下的拍卖模型来探讨知识产权制度的社会福利效应,比较各种具体制度的效率及在各种特殊的产业中的应用保护。基于存在领先厂商情况下累积创新过程中的创新竞赛问题的分析,可以得到三种不同策略情形下的社会福利函数,并确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适用范围。研究结论的应用扩展表明:以生物技术、电子和医药等为主的行业,适用比较严格的保护制度进行保护,如专利制度;以计算机软件、音乐、书籍和期刊等为主的行业,适用比较宽松的保护制度进行保护,如版权制度。     

一代宗师的学术风范——记与巫宝三先生的一段交往

1983年7月的夏天，我在复旦大学读经济思想史专业当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研究方向(也即现在的“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跟随导师宋承先教授到昆明市参加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会议期间，大会秘书长黄范章教授给参会的研究生布置了一项任务：在会议组织参观游览时陪同照顾各位年事已高的经济学界老先生。     

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变迁方式划分标准

本文根据制度变迁的动因将制度变迁理论作了分类，并对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假说进行了评析。作者认为，引入“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概念后，就可按照统一的标准划分制度变迁方式，并赋予三种制度变迁方式新的内涵。在新的内涵基础上，三种制度变迁方式是可以相互并列的。     

马克思的价值转形问题与斯拉法的“标准体系”

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这一“转形问题”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争议颇多的论题。本文在回顾“转形问题”争论的基础上，试图利用斯拉法的“标准体系”来充当“不变价值尺度”，从而为解决“转形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为例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olitical resources owned by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affect their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under the context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Based on the sample of top 500 private enterprises in 2004 in China, we find the following empirical evidence: First, political resources owned by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ir degree of diversification. Second, the possibility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to diversify their business by entering industries under government regulation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political resources. Third, the possibility of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for private enterprise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its political resources. Translated and revised from Zhongguo Gongye Jingji 中国工业经济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 2008, (4): 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