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一个文献综述

区域化是冷战后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与之相对应,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应运而生。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概念渊源、供给与需求、成本与收益、中国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加深了人们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认识,但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理论建构仍有待改进之处:一是加强系统观;二是强化需求分析;三是重视中国因素。     

以自由贸易的名义--从东盟-日本CBP看日本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

一、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战后以来,日本一直是多边贸易体系的受惠者和支持者,其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紧紧围绕着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框架展开的.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潮流的促动下,日本政府正在逐渐有意识地调整其对外贸易政策.[1]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

使用UNCTAD-Eora增加值溯源数据,对世界各经济体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演化特征、分布格局及驱动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增加值贸易网络虽然以区域内贸易为主,但全球化和区域化在同步发展,且增加值贸易网络以亚洲经济体、欧洲经济体和美国为主体。“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呈现明显的多极化分布,且权力大小程度分化严重,尤其是亚洲经济体的结构性权力优势明显。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价值链中结构性权力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其中,金砖国家的结构性权力正在逐年上升,日本、英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权力呈下降趋势。一国的结构性权力大小受到国家制度质量、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全球价值链地位及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禀赋的影响。     

东亚美元本位制解析

本文分析了东亚美元本位制的实质,界定其内涵、外延及演进逻辑。以此为基础,揭示美国在东亚美元本位制中的货币权力,并选取日本和中国作为分析样本。最后考察了东亚主要经济体所做的去美元化努力,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以自由贸易的名义——从东盟—日本CEP看日本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

一、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战后以来,日本一直是多边贸易体系的受惠者和支持者,其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紧紧围绕着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框架展开的。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潮流的促动下,日本政府正在逐渐有意识地调整其对外贸易政策。[1]继2002年1月13日同新加坡签署《日新新时代伙伴关系协定》(JSEPA)之后,2003年10月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第九次东盟(ASEAN)峰会上,同ASEAN领导人签署了《ASEAN与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简称CEP),其目…     

美元本位制下的货币-金融依附

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国主导下的美元本位制。在这一体系下,一种新型依附——货币一金融依附——形成并逐渐得到强化。这一新的依附结构给中心国家美国和广大外围带来的影响截然不同。作为一个典型的"贸易账户区",东亚在从美元本位制中获得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成功的同时,也加深了对美国的货币-金融依附。广大外围要从当前的美元本位制及新的依附结构中实现脱钩自立,尚不具备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广大外围在当下仍需走依附式发展之路,在美元本位制下谋求体系内的增量改革,而非体系外的激进革命。     

泡沫经济前后日本宏观经济战略的调整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因泡沫经济破灭而步入了经济萧条期,这迫使日本政府对其宏观经济战略做出调整。从历史着眼,可对这一时期日本经济战略的调整有一个纵深的把握,也有助于对今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前景得出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调整有着深层次的制度根源。要振兴日本经济,关键不在于依托FTA这根"救命稻草",而是要克服原有制度"被锁定"的困境,并进行战略上的调整。一言以蔽之,结构性改革或者说制度改革是日本经济的唯一出路,要迈出这一步,日本政府需要足够的勇气。     

论人民币的亚洲化

本文结合当今国际货币金融格局变化以及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发展趋势 ,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进行了理论反思 ,提出“人民币亚洲化 1”的主张 ,并对其必要性、可行性和策略选择进行了初步分析。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 ,一国货币必须通过区域性制度合作的“集体行动”来实现完全的国际化。目前 ,人民币已经具备实现区域化的初步条件。今后 ,中国应将经济政策的制定同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目标结合起来 ,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努力推动人民币的亚洲化     

东亚区域的货币金融合作与中国的制度选择

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深刻体会到国际货币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给东亚经济和金融造成的伤害。随着欧元的启动和美洲国家对美元化的探讨，加强东亚域风各成员的货币金融合作，构建属于自己的货币金融体系，就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而作为东亚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参与又是必不可少的，针对金融区域化趋势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也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