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如何设置董事会

董事会的设计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每一种选择都有相应的成本与益处。比如，聘请官员背景的董事或有利于企业争取资源与市场，却未必能创造股东价值，并需付出股票折价的代价；聘请教授为独董可以满足监管要求．却可能降低独董的专业性．也难获得有用的监督建议。     

政府质量、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以2005～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事前和事后两个维度考察地方政府质量影响企业投资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机理。本文分别用投资对托宾Q和对现金流的敏感性来度量投资效率与融资约束,结果显示,政府质量与投资和Q值敏感度正相关,与投资和现金流敏感度负相关。相对国有企业,政府质量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功能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相对中央国有企业,政府质量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功能在地方国企中更显著。对事后业绩增长的考察表明,在较高的投资与Q敏感度和较低的投资与现金流敏感度地区,投资能显著促进企业业绩的增长。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地方政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途径,发现地方政府通过提供良好的公共治理,可以降低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同时通过扩展企业的融资途径来缓解融资约束。     

我国家族企业经理人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家族企业中关于经理人选择的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学界、实务界乃至普通民众对于家族企业中经理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深刻思考.未来的十年至二十年,中国的家族企业将大范围地把财富从第一代创业者转移到第二代继承者手中,在这一过程中,经理人的角色可能会越来越重要.那么,在我国家族企业现有的环境下,哪些因素决定了家族企业如何在家族成员和外部职业经理人之间做出选择？笔者选取了1990～2007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在首次公开发行（IPO）时即为家族控股的245家家族企业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后认为,我国民营家族企业经理人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普利兹克家族：家族信托之殇

拥有凯悦酒店集团的普利兹克家族是美国最富裕的豪门之一，为了避税，家族创始人设计了1000多个彼此毫无关联的家族信托来持有家族的财产，并期待这一架构维系的家族财产至少存续到2042年。     

政府治理、控制权结构与投资决策—基于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双重代理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和控制权结构影响家族企业投资行为的机理。以2002～2008年间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发现,超额控制程度较高的家族企业,其内部人有动机为实现其私人收益,忽略资本市场股票价格所提供的投资机会信号,偏离最优投资决策,降低公司投资股价之间敏感度。而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一方面通过约束内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使企业拥有更多的外部融资便利,减少与政府的协调成本,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从而提高投资股价敏感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超额控制降低投资-股价敏感度的动机在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较差的家族企业中更为显著,并且会降低投资对公司业绩的贡献程度。该研究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层面更好地理解镶嵌于政府层面代理问题的中国家族企业的投资行为,而且对于提高地方政府在维持证券市场的公共治理水平,进而推动我国家族企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     

中国民企如何阳光化生存

中国资本市场的透明度与印度、俄罗斯类似，与英美相差甚远。在以关系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和复杂的组织结构下，中国民企的透明度偏低，其代价是企业融资的能力差、成本高。民企的透明化．须从转变企业家观念入手，并将经营模式从关系型转为市场化、职业化。企业尽管为此要付出成本，但可以获取长久的回报。     

融资约束、融资渠道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GPSM方法对中国工业企业的检验

使用2005-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基于改进的LP方法,首先分行业估计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利用广义倾向评分匹配法(GPSM)分析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面临的内源及外源融资约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内源融资约束的下降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外源性融资约束的下降对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然而,对于大部分国有企业而言,外源融资约束的下降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家族企业高管选择与资本投资决策

本文采用我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大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家族企业中高管选择对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外部职业经理人与家族股东利益不一致，投资期限相对较短，所以当企业选择外部职业经理人担任高管时，资本投资规模会显著减少。独立董事和制度环境的内外部监督机制可以对经理人的短视投资行为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同时．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职业经理人投资效率也相对较低，监督机制对与低效率投资行为的约束作用不够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