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研发投入与融资约束视角

基于2011—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产业政策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数字经济产业政策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政策滞后效应,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此外,分位数回归发现,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本来就高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强。机制研究表明,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强于国有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受到的产业政策促进作用强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产业政策促进了数字经济硬件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却抑制了软件服务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需要因企因地设计产业政策,避免造成行业内更严重的两极分化,同时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资本市场建设。     

全要素生产率、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从微观层面检验全要素生产率、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展现全要素生产率与融资约束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性越大，融资约束越少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全要素生产率与融资约束存在替代关系，融资约束的负作用仅在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呈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能抹平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在内资企业和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更强。内资企业更能发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抹平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负向影响的作用，但该抹平作用仅在内资出口企业中成立。     

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2010—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市场竞争对高管薪酬差距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市场竞争强化了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由于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以及面临的竞争压力较小,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弱于非国有企业。     

金融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融资约束与预算软约束视角的分析

沿着“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企业投资”的思路探讨了中国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研究结果显示：（１）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但预算软约束弱化了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实际作用。（２）金融发展通过金融中介———国有银行体系这一途径缓解了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而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并不显著。（３）预算软约束弱化了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和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并带来过度投资和效率损失;由于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不显著,也难以在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方面起到推动作用。因此,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必须同时从金融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与硬化预算约束两方面着手。     

融资约束视角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从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了机构持股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和传导路径。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促进了全样本企业的专利申请,而对研发投入有不显著的正效应。机构异质性对企业创新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独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灰色机构投资者仅对企业专利申请有正向影响但明显低于前者,并且机构持股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程度均高于民营企业。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时,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缓解对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大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在独立机构持股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但这种关系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     

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其自生能力的影响机制——基于汽车制造业会计核算等式的研究

企业高质量发展及其自生能力提升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基于会计核算等式,研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其自生能力的作用机制。运用2008—2021年中国240家汽车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其自生能力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在机制分析中,发现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高企业自生能力。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其自生能力的作用效果显著低于民营企业;中游和下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其自生能力的作用效果显著低于上游企业和汽车芯片生产企业。为有效增强企业自生能力,需要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构建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提高金融中介机构对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缓解企业融资成本。     

融资约束、超额现金持有与企业价值

从融资约束的角度,以2007~2010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融资约束与企业超额现金持有之间的关系,探讨了融资约束对超额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不同货币政策下的异同进行了分类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超额现金持有呈正相关关系,融资约束对企业超额现金持有的影响在货币紧缩时期和民营企业中更大;我国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能提升公司价值,民营企业持有的超额现金价值显著大于国有企业,但融资约束对超额现金持有的价值影响不显著。     

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且这一影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另外,对处于东部地区、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的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规模经济效应是数字化转型作用于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研发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2003-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估算并分解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TFP),考察研发补贴对企业整体TFP及构成TFP的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配置效率四个组成部分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补贴没有显著促进整体TFP增长;从TFP的内在结构看,研发补贴显著促进前沿技术进步,显著抑制配置效率提升,没有显著影响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一步按企业所有权性质、融资约束、行业特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分组分析,发现研发补贴显著促进非国有企业、受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企业、非高技术行业企业、处于激烈竞争市场中的企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地区企业的前沿技术进步;显著降低受融资约束程度较低企业、非高技术行业企业、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企业的配置效率.论文的研究结论对完善研发补贴政策、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有一定启示.     

国家低碳战略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低碳城市试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方向,并且带动、突破与引领全国低碳发展,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也为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重要契机.以低碳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及与企业所在城市进行匹配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考察国家低碳战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会降低高碳排放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助于提高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研究丰富了将低碳城市试点切入企业层面进行政策效应评估的理论研究和经验证据,是基于中国情境对"波特假说"相关领域研究的补充,为低碳城市试点的深入推进及企业以该试点为契机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政策启示.     

企业ESG表现、融资约束与财务绩效研究

以我国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ESG表现较好的企业能够显著促进其财务绩效的提升。同时,ESG表现通过融资约束影响财务绩效,ESG表现好,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困境,进而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ESG表现更好,且对财务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强。     

民营企业融资结构与资本结构特征分析:以河北为例

以河北省乡镇企业为对象研究了民营企业融资结构及资本结构的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河北省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表现为以股权融资占主导的外源融资和以保留盈余为主的内源融资的特征;同时,由于乡镇企业日益寻求多元化的融资方式来获取资金,致使其资本结构特征表现为资产负债率的不断下降.     

高管股权激励、技术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以2007-2016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OP方法测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检验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路径上技术创新存在中介效应。在股权激励有效期越长、非国有的上市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明显。     

融资约束视角下城商行信贷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浪潮已经形成，然而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面临比较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对此，本文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研究城商行信贷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商行信贷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融资约束是影响路径，城商行信贷可以降低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城商行信贷更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增强城商行信贷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但货币政策冲击没有明显扩大城商行信贷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差距；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增强城商行信贷的正向影响。     

国有企业融资问题研究

一、企业的筹资方式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融资方式总的来说有两种:一是内源融资,即将本企业的留存收益和折旧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二是外源融资,即吸收其他经济主体的储蓄,以转化为自己投资的过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单纯依靠内源融资已很难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外源融资已逐渐成为企业获得资金的重要方式。(一)内源融资方式。就各种融资方式来看,内源融资不需要实际对外支付利息或者股息,不会减少企业的现金流量;同时,由于资金来源于企业内部,不会发生融资费用,使得内源融资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外源融资。因此,它是企业首选的一种融资…     

FDI、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1998-2009年相互匹配的数据,对微观层面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考察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还基于中介效应基本原理构建实证模型,对全球价值链机制下FDI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同时论证了FDI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作用具体异质性特征。基本结论为:(1)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FDI对中国企业作用机制显著,即中国企业可通过FDI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并提升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2)FDI对国内外资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民营企业次之,对国有企业的作用比较弱。     

融资约束、研发投入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新的发展方向,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其中关键的一环。基于2008—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考察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为直接的消极作用与间接的通过研发投入产生的消极影响。异质性研究发现,融资约束间接的消极影响主要作用于中西部地区企业、资源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对东部地区企业和民营企业影响相对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不同程度融资约束的消极影响下,研发投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具有明显的分段迹象,当融资约束较弱时,研发投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果最佳。由此可知,深入思考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我国企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内外兼顾”,形成要素协调发展机制,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与经济绩效生产率悖论检验

短期内我国大量企业参与海外投资很难解释为是由于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利用LP方法对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总体来看,OFDI企业相比于非OFDI企业具有更好的绩效表现.在控制了企业规模等影响企业生产率水平的一系列影响因素之后,OFDI企业相比于与之匹配的非OFDI企业并不具有明显更好的经济绩效,论证了中国OFDI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的质疑.放开对非国有企业各种投资许可限制,取消各种融资歧视是制度完善的方向.     

大数据发展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实证分析

使用我国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设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外生政策冲击,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大数据发展对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大数据发展可以显著提高试点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大数据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试点地区企业对大数据相关技术的运用程度、促进企业创新、改善企业经营能力三条途径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大数据发展对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基于研究结论,从夯实我国大数据发展基础,重视数据要素与劳动、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融合发展以及加快扩大推动大数据发展的相关试点政策实施范围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公司融资渠道分析

外源融资即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部分，主要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类方式。尽管内源融资对一些企业来说似乎足够了，但是外源式的融资仍然具有很多吸引眼球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