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视域下的地方政府投资与资源错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及国企依赖度的调节效应

地方政府投资既是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也会通过改变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和分布来影响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高速增长阶段,地方政府在“GDP增长竞争”中有过度投资的倾向,并偏向于实现短期内更快的经济增长而忽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经济增长极的培育过程中,地方政府投资会加剧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并可能通过“虹吸效应”促使资源在大城市、发达地区及重点领域过度聚集,进而加剧地区资源错配。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政府投资转向适度,并注重效率提升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有利于减轻资源错配。采用2007—2019年中国29个样本地区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地方政府投资强度（人均地方政府投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资源错配,且地区经济对国有企业的依赖度越高,该负面影响越大;当环境规制强度过低和过高时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都会加剧资源错配,而在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可以减轻资源错配,表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转型有利于地方政府投资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但跨越发展阶段的过激转型政策也不利于资源配置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资源配置过度时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会加剧资源错配,而在资源配置不足时会减轻资源错配;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会加剧资源错配,而在中部地区会减轻资源错配。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转型过程中,要进一步深化政府投资体制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资源流动和配置效率;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能力;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促进地区资源配置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健全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双重逻辑及实现路径

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健全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创造，而且也是对宏观调控的创新和发展。本文一方面基于历史逻辑从中国宏观调控长期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与形成的特色中提炼宏观调控制度，另一方面遵循宏观调控的规律，主动设计实践中缺失的宏观调控制度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文章按照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要求，结合科学制度体系应具备的科学性、实践性与开放性特点，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并阐释健全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