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及其体系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重视总结和提炼经济规律,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和2017年以来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党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之中,有力地推动了党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探索取得关键性突破。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给予学理化阐释与逻辑一贯的解读,并进一步提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就成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经济建设的长期实践,从学术史与政策史视角进行归结与评述,提炼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的两大阶段性演进范式。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由三大基本经济规律,即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规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规律和坚持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规律和三大一般经济规律,即统筹与协调规律、价值规律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规律所组成的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     

中国宏观调控的体制基础与政策绩效

本文在系统总结近年来宏观调控经验和绩效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体制基础,指出中国的宏观调控不应沿用和照搬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而应与经济转轨的体制基础相适应,在围绕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和短期波动去研究和应对的同时,结合体制、产权等方面出现的障碍和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注重与相应的体制基础相协调和配合。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结构性范式及形成逻辑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宏观调控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反差,并由此引发了多次大规模争鸣。在系统总结中国宏观调控实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宏观调控长期坚持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以结构性调控为主的调控范式,并先后呈现出“总量+结构”与“需求+供给”的特点。笔者认为,中国宏观调控之所以形成了结构性调控特色,是因为在宏观调控决策中,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及其方法论、中国经济思想特别是当代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理论三种资源,真正做到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必然的形成逻辑。     

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从“强政府—弱市场”向“强政府—强市场”转变

正在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转轨历程中,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2月至1984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基本原则,其本质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引入并扩大市场调节的作用。因此,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步伐,促进市场的发育,成为这一时期政府与市场关系改革实践的重要内容。具体措施包括:     

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财税激励政策的相关建议

一、建立灵活务实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在通常情况下,税收优惠措施是用来抵消投资者在东道国面临的税负高、基础设施差、官僚作风严重和政府管理不善等问题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许多国家还对特定产业或投资者提供专门的优惠政策。我国应当加大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的建设,以促进企业的跨国并购,具体来说应体现出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重塑新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1.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既定的政策规则,以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自1980年开始,中央政府先后三次修订"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每一次变动不仅修改分成办法,而且重新界定中央、地方和分成三类基本税种,甚至每个体制的总体框架也会发生变化。特别是1980年确定第一个财政体制改革时,中央曾承诺固定下来的分成方式与分成比例将保持5年不变。然而,在此后3年中,中央政府对双方约定条件单方面作了三次重大调整。甚至1985年颁布的改革方案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严格执行,更有甚者,原定使用5年的1985年体制提前两年即1988年就被新体制     

新农村建设需要构建全社会投融资保障机制

本文从大连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出发,认为大连市新农村建设基础较好,但存在过度依赖财政投入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新农村建设所需资金投入巨大,单靠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为确保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实施,必须建立与之相应的长效的投融资保障机制,建立起在政府投资主导下的全社会投融资新格局.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本文基于2004—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与中国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会缩减高污染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并在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城市,以及高债务杠杆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提高利息负担、降低信贷规模和增加治污成本是绿色信贷政策缩减高污染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重要机制。绿色信贷政策还能通过在位企业间资源重置与企业进入效应实现资源再配置,总体缩减高污染行业的出口产品范围。此外,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缩减效应会带来企业整体污染前端治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和价格下降,有效“贷”动企业绿色发展。本研究对落实绿色金融政策、推进出口贸易优化升级和经济绿色发展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