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8个省份、1354个农户、跨度15年的微观面板数据,测算了大病冲击对于农户长期收入的影响以及健康风险冲击持续的时间。我们发现:(1)大病冲击在随后的12年里对于农户人均纯收入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大病冲击对于农户的短期与中期影响使得患病户人均纯收入平均降低5%—6%;(3)健康风险冲击的长期影响可持续大约15年,并且冲击对于中低收入农户的影响更为严重。     

诊脉结构失衡

尽管我们基本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但一些要素价格仍然被政府所控制。或受到政府干预。如果政府定价严重偏离要素的稀缺程度,就容易出现大问题。     

集体决策中的理性模型和政治模型-关于中国农地制度的案例研究

本文以中国农村为背景,试图发展一种可以检验集体决策过程是理性模型还是政治模型的方法。这一检验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将集体决策与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相联系。本文为两个模型推导出了不相容的假说,并用中国83个村庄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模型均未被拒绝,但在更高级的检验中,政治模型略胜一筹。这表明中国农村的真实决策过程可能是理性模型和政治模型的混合体。     

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分析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企业技术效率的概念和衡量方法 ,然后结合经济理论 ,利用 1 995年工业普查的数据对影响企业技术效率的各个因素进行了检验。本文的结论主要有 :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更高 ;大企业比中小企业的效率更高 ;公共研究机构的R&D支出对企业的效率有负的影响 ,但企业的R&D支出效应正相反 ;FDI的外溢效应主要是通过人员流动等途径而不是技术引进的方式在起作用 ,因而其外溢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 ,行业内的外溢效应并不明显 ;企业所在各个不同区域对其技术效率有显著的影响。     

地方政府竞争和结构失衡

本文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对中国以低消费、高储蓄为特点的经济结构失衡提出了一个理论解释。在政治锦标赛的框架下,地方政府成为生产型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表现为更偏好于投资生产性的公共品,挤压其他非生产性但和民生福利紧密相关的支出项目。生产型政府一方面会加大自身部门的储蓄(投资)倾向,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性公共品对企业部门形成补贴,从而会进一步加大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以及企业部门的再投资倾向,最终导致低消费和高储蓄的经济结构。当国内储蓄率增长过快而国内投资因为金融抑制和投资回报率下降等原因无法跟上时,国内就会形成净储蓄,即经常账户盈余。     

上当与同情心

年初去印度开一个会，途径曼谷机场转机。离飞机起飞时间尚早，我便在侯机厅里转悠。突然身后有人用中文打招呼：“先生？”我回头，见一高一矮两个中国人站在面前。打招呼的是矮个。他问：“先生是从中国内地来的吗？”我说是。他说：“是这样，您看能不能帮个忙？我们俩从上海来，要到清迈去，可是我们的包弄丢了，身上又没带多少现金，您看能不能借我们100美元，买曼谷到清迈的机票？”看我有点犹豫，他从口袋里掏出名片，说：“我是神龙公司的。”     

沟通与交易

本文在交易中正式引入“沟通”这一概念 ,以便扩展现有的交易理论的研究深度和广度。沟通作为交易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发挥两方面的作用 ,即帮助交易双方达成互利的法律合约以及使交易双方互相了解对方的不成文规则 ,从而帮助合同的执行。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沟通的描述性理论框架 ,并将沟通置于外国直接投资的背景下 ,利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讨论沟通对达成合同的作用及其后果     

浅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与修养

<正>道德修养是我们国家的传统美德,古代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现代有2001年发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提出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而职业道德则是道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从业人员的行为、维护生产生活正常进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行为规范和准则。作为会计从业人员,手中可以说掌握了金钱与财务的特殊权利,则更应该把热爱本职工作、维护单位和国家利益、为广大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职业操守,并升华为道德修养。     

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本文在综述国内外关于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金融中心形成和运行的因素，依据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运行具有较高相关度的原则，构建了包括经济环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四方面内容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4年东京、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七个城市的数据，依据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对这些城市所处的层次进行定位：北京、广州和深圳成为一类，为金融中心的初级阶段；上海成为第二类，为国内金融中心阶段；香港和新加坡成为一类，是区域国际金融中心；东京处于最高阶段．是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最后对这些城市的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