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个人能力

构建和谐社会,我们的下一步任务,是在此基础上为民众提供自我发展的能力。这里的"能力",按照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籍学者阿玛蒂尔·森的定义,就是一个人追求有价值的个人目标所必备的一组功能的组合。这些功能包括免于饥饿的能力、一定的教育水平、健康以及就业等等。当民众具备了这些功能之后,他们就可以自食其力,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社会也因此变得和谐有序。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将发展看作是达到个人全面自由的过程。他所理解的"自由",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人的全面解放"是一致的,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又包括个人进行能动的创造活动所必需的能力。关注个人能力的培养,使我们既区别于古典经济学,也区别于西方福利国家。古典经济学     

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即在社会群体之间没有特定长期偏好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更可能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一个中性政府,采纳了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但同时,政府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生产力较高的群体或地区,必然会扩大收入差距。     

发达地区村庄劳动力市场的整合

本文利用抽样数据研究了发达地区4个村本地人和移民的劳动力市场的整合问题,本项研究主要从工种和工资两个方面考察整合问题,研究结果显示,在其它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外地人得到白领工作的机会显著地低于本地人的机会,但一个人是否是外地人对他的工资没有显著的影响。分析进一步表明,决定本地人人工资的显著因素是诸如政治面貌和婚姻状况这样的非人力资本因素,而决定外地人工资的显著因素恰恰是人力资本和经验。     

农地配置与农村劳动力外出

本人实际观察出发,讨论了农地配置对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作用,本所讨论的农地配置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农户土地禀赋的多少;2）农地分配的均等程度。本的两个理论假说义为：农户外出劳动力的数量同其土地禀赋之间存在一个U型的关系;一个村庄农地分配的均等化程度越高,就会有越多的劳动力外出。这两个假说由对湖南,贵州两省719个农户1993年住户调查资料的计量检验中得到了证实。     

平等与中性政府:对中国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一个解释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功。本文认为,中国平等的社会结构使中国政府成为一个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是不与任何社会利益集团结盟且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的政府,它比一个有偏的政府更可能追求整个社会的长远经济增长。在作者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重复斯塔克伯格模型,分析平等如何促成中性政府的产生,核心思想是,社会平等增加了政府和强势利益集团结盟之后被推翻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它更可能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     

超越“左”与“右”

2010年7月17日,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     

经济新常态并不意味着低增长

中国经济启动了结构再平衡进程,增长率也从2008年以前的超过10%下降到如今的约7.5%。这是否就是中国的＂新常态＂,还是未来十年内会出现更低的增长？ 中国经济在出口部门方面的再平衡显而易见。出口增长从2001～2008年间的年均29%下降到10%以下,使得国外需求作为增长引擎的作用不再像以往那么重要。     

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财政制度如何创新？——首届长三角财税论坛概述

【主持人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财政制度该如何创新？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句话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对重商主义的批评中，斯密曾睿智地说：“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办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意味着，一方面，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其前提是公正法律的存在：市场的自由运行、个体的自南选择要以公正法律的建构为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在事先所设定的公正法律规则下，任何个人、任何单位和组织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对于个体的自由选择与市场的自由运行进行干预和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