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支出理论框架评述

政府公共支出是使得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是宏观公共财政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政府公共支出理论研究涉及的两个基本的问题是:政府公共支出占GDP的最优比例是多少,即最优的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为多大;分类公共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最优比例是多少,即最优的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应如何确定。本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关于政府公共支出的几类代表性框架、核心假定和主要结论,旨在加深我们对政府公共支出作用于经济增长机制的认识,并为国内学者研究类似问题提供一些研究线索。     

垄断企业的拆分可以改善社会福利吗?——基于一个熊彼特增长框架的分析

关于现实经济中大的垄断企业是否需要拆分一直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拆分可以消除垄断,加强竞争,从而促进创新,这将最终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另一种观点认为,拆分使得垄断利润减少,消除规模效应,这可能不利于创新,因而拆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坏的。基于Aghion和Howitt(1992)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本文考察了拆分对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拆分对研发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企业拆分越多,研发投资规模越小,经济增长率越低;拆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从社会福利水平极大化的角度出发,垄断企业是否需要拆分取决于竞争性均衡经济中研发投资规模与社会最优经济中研发投资规模的对比。本文旨在运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从社会福利水平极大化的角度出发,为垄断企业的拆分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教育投资、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

对Lucas(1988)的人力资本积累方程作了修正,假设人力资本积累取决于教育投资以及人力资本水平。与Lucas(1988)不同,研究发现,税收政策可以影响经济增长;资本收入率和劳动收入税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我们进一步考察了模型的动态特征。研究发现,经济的均衡状态是鞍点稳定的,税收政策并不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此外,我们还考察了社会计划者经济的情形。研究发现,社会计划者经济下的经济增长率要比分权经济下的经济增长率更高,且社会计划者经济的均衡状态也是鞍点稳定的。     

均等性转移支付与宏观经济波动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发生了很大调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均等性转移支付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一方面,中央政府的均等性转移支付促进了地区之间的财力均等化;另一方面,均等性转移支付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提升了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的能力。笔者认为,无论是出于政绩考虑,还是出于改善辖区内居民的社会福利考虑,地方政府有激励维持辖区内的宏观经济稳定。均等性转移支付放松了地方政府预算约束,使地方政府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增强,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本文根据中国31个省份1995—2012年的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均等性转移支付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均等性转移支付有利于减缓宏观经济波动,且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知识生产、创新与研发投资回报

关于现实经济支持哪种类型的知识生产函数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知识生产函数的性质不同决定了经济发展特征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关于知识生产函数的基本设定,本文首先给出了一个扩张形式的知识生产函数,而后根据1998—2007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我国知识生产函数的性质。研究发现,相对于Romer（1990）类型的知识生产函数而言,我国现实经济更支持Jones（1995）类型的知识生产函数,这说明我国知识生产中没有规模效应（scaleeffect）。在此基础上,根据Jonesand Williams（1998）的方法,本文进一步估算了我国研发投资的回报率以及最优研发投资规模。研究发现,我国现实经济的研发投资回报率要高于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最优研发投资规模比实际研发投资规模更大。     

R&D规模、R&D结构与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R&D驱动经济增长模型,并进一步考察了R&D规模和R&D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R&D规模越大,经济增长率越高;基础研究支出占R&D总支出的比例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1998—2009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R&D规模和R&D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R&D规模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相对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而言,基础研究更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相对于科研机构和企业R&D支出而言,高等学校R&D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应提高我国R&D支出的使用效率,同时调整R&D支出结构,增加对基础研究和高等学校的R&D投入力度。     

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评价

基于一个资本积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内生增长模型,本文以中国1978～2009年的经济为样本,通过参数化和数值模拟估算了中国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研究发现,不同税种对应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差别较大。其中,征收资本所得税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最大;征收劳动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以及消费税的经济增长效应较小,而相应的社会福利损失却较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估算了中国总体税负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研究发现,在基准经济参数环境下,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从25%提高至35%,经济增长率将降低2.55%,对应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当于减少36.24%的消费;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从25%减少至15%,经济增长率将上升2.71%,对应的社会福利改善相当于增加51.78%的消费。     

统一增长理论研究述评

2000年以来,统一增长理论的兴起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增长理论,其克服了马尔萨斯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的不足,尝试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以及经济的内生转型提供合理的解释。本文首先介绍了统一增长理论关于人类发展不同阶段的特征分析,而后阐述了统一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内生转型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统一增长理论关于农业起源、工业革命、人口转型、人力资本出现等问题的文献研究。本文旨在通过介绍这一领域文献研究的新进展,为国内学者研究统一增长理论提供一些研究线索。     

知识生产、创新与研发投资回报

关于现实经济支持哪种类型的知识生产函数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知识生产函数的性质不同决定了经济发展特征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关于知识生产函数的基本设定,本文首先给出了一个扩张形式的知识生产函数,而后根据1998-2007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我国知识生产函数的性质.研究发现,相对于Romer(1990)类型的知识生产函数而言,我国现实经济更支持Jones(1995)类型的知识生产函数,这说明我国知识生产中没有规模效应(scale effect).在此基础上,根据Jones and Williams(1998)的方法,本文进一步估算了我国研发投资的回报率以及最优研发投资规模.研究发现,我国现实经济的研发投资回报率要高于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最优研发投资规模比实际研发投资规模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