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以环保约谈制度实施为契机,基于合法性理论和遵从理论,考察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环境执法监督会有效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即环保约谈显著地提高了被约谈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低融资约束企业和低代理成本企业中。影响机制探索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通过提高企业环境成本、环境处罚力度和企业环保投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环境执法监督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吗？

中央对地方的环境执法监督是中国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环保约谈这一准自然事件出发，以合法性理论和震慑理论为基础，考察了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环境执法监督显著地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即与未被环保约谈地区企业相比，环保约谈显著地促进被约谈地区企业的绿色转型；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影响主要发生在被环保约谈的下一年。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渠道探索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通过降低企业运营效率、提高企业环境成本、提高环保处罚力度，进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研究结论揭示了环境执法监督的长期经济后果，为完善中国生态环境督察体系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欧盟横向合作协议指南“标准化协议”条款介评

与“2001年指南”相比,“新指南”以更宽视野将“标准条款”纳入所讨论的范围,使得反垄断法对标准化协议的规制更趋周全.《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1)框架下标准化协议的评估包括“主要的竞争关注”、“限制竞争的目的”,以及“对竞争的限制性影响”等三方面.《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3)框架下标准化协议的评估包括“效率的获得”、“必不可少性”、“竞争不会被排除”,以及“传递给消费者”等四方面.“新指南”细化了反垄断规则,增强了可操作性.同时,也坚持了合理原则,对标准化活动持谨慎干预态度.     

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金融化:抑制还是促进?

文章以烙印理论为基础,使用2007-2017 年中国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 察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从军经历会显著地促进企业金融化,且 董事长从军经历和总经理从军经历均会显著地促进企业金融化。区分金融化方式后发现,高管从 军经历对企业房地产金融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调节因素考察后发现,当企业为国有企业,这种 正向影响会加强;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这种正向影响会减弱。传导路径探索后发现,高管 从军经历通过提高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和企业战略激进度,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考察 后发现,高管从军经历弱化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主业发展的挤出效应。研究结论在理论上深化了 企业金融化的动因认知和丰富了管理者特质的经济后果研究,在实践上为提高高管自身决策效率 和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吗？

理论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通过发挥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选取2007—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且这种缓解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提升。进一步考虑产权性质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更能显著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之后,探索影响机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和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可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既可以作为一种“环境治理工具”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又可以作为一种“信息传递工具”来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研究结论揭示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具有显著的融资效应,拓展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经济后果研究和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研究。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能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吗？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体系建设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深度融合,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举措。运用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2014—2020年的经验证据,探讨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发现环保信用较好企业的投资不足得到明显缓解,环保信用较差企业的投资过度得到抑制但不显著,说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仅表现在企业投资不足方面。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环保信用较好主要通过发挥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治理效应表现在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资源效应表现在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内外环境分析发现,当信息环境、治理环境较差时,环保信用较好更能缓解企业投资不足。研究结论揭示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有效性,为“十四五”期间持续优化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决策参考。     

政府环境审计会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吗?

以2009年颁布的《审计署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意见》为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政府环境审计通过发挥揭示功能、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可有效地改善企业环境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主要表现在政府审计制度的审计强度较大、处罚力度较大和司法力度较大的企业，政府环境监管较强的企业以及媒体环境监督较强和公众环境监督较强的企业中。研究结论验证了政府环境审计的微观环境治理效应，在理论上拓展了企业环境绩效的驱动因素研究，在实践上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吗？

近年来，随着环境政策日趋严格，环境负面消息累积导致的股价崩盘风险不断提高。文章基于2007-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企业的经验数据，探讨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抑制股价崩盘风险，且当媒体关注越高、分析师关注越高时，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主要通过治理机制和信息机制来影响股价崩盘风险，换言之，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通过提高公司环境绩效和公司信息透明度来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论揭示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具有资本市场有效性，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政府完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制度以提高资本市场稳定性、企业优化战略决策以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禁养区政策能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吗?

禁养区政策作为治理畜禽养殖业面源污染的重要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本文基于2005年～2017年中国省级生猪养殖业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禁养区政策对畜禽养殖业污染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禁养区政策显著地降低了生猪养殖业的排污总量和排污比率,表明禁养区政策不仅提高了生猪养殖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效果,更提升了生猪养殖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效率;禁养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猪养殖业的产值增长,但显著地促进了生猪养殖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说明禁养区政策在短期内会抑制生猪养殖业的经济发展,但从长期看会有效地促进生猪养殖业的经济发展。研究结论丰富了"波特假说"的理论内涵,为完善畜禽养殖业的环境政策和推进畜禽养殖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