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土地财政与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两地区多部门波动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在房产需求冲击传导和溢出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表明：单个地区的房产需求冲击首先通过房地产部门传导至该地区财政收入,导致当地公共支出波动。在两级政府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动机开展对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的竞争,因此,另一地区的公共支出也会同向波动,产出、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同步受到影响,冲击带来的影响随之溢出。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地区间竞争的机制将可以传导和放大整体经济波动。更换居民效用函数形式、在非房地产部门引入工业用地作为生产要素等稳健性检验均不会改变结论。此外,基于现实情况,本文还在模型中引入了劳动力供给时长的内生决策、劳动力的行业间配置、央地税收分成等拓展机制,阐释了拓展机制对模型结果的影响。这一研究将为地区间竞争机制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波动提供新的视角,也为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人口流动视角下的最优土地配置与财政政策

本文构建包含异质性个体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在居民自主选择居住地与劳动供给时间的情况下给出了政府最优的土地配置和财政政策规则。研究发现，政府会根据目标函数中福利和产出的权重、各个地区的人均产出等变量及人口流动摩擦程度等参数制定各地区土地配置的总体规划。当人口流动摩擦较小或对于产出的关注程度较高时，对于高收入地区，政府应当将更多土地配置到住宅用地上。最优的财政政策组合可以通过对房地产企业征税和对非房地产企业的补贴来实现，且对非房地产企业的政策总是优于房地产企业。由于住宅用地相对工业用地的价差内生于土地配置，当政府使用其最优政策时，可以得到住宅用地的价格将内生高于工业用地价格。     

人工智能、就业与货币政策目标

本文在标准新凯恩斯货币模型中引入人工智能，研究人工智能对最优货币政策及货币政策设计的影响。基于推导出的二阶福利损失函数，本文首先分析了央行面临权衡的变化，然后以福利为标准分析了人工智能对央行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在标准新凯恩斯货币模型中，央行在通胀和产出缺口之间权衡，而引入人工智能后，就业与人工智能投资波动也成为央行重要的权衡项。第二，引入人工智能后，相对于盯住通胀和产出缺口的泰勒规则，盯住通胀和就业缺口的货币政策规则带来更小的福利损失。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工智能可以高度替代劳动的情况下，过度重视产出缺口会导致人工智能投资和就业的巨大波动，并显著增加名义价格和工资粘性带来的福利损失。这一发现改变了央行应盯住通胀和产出缺口的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