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管制放松、融资约束与人力资本升级

金融发展如何影响企业人力资本是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命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劳动力细分技能信息,并匹配银监会网站所提供的银行分支机构数据,考察了银行管制放松对企业人力资本的微观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银行管制放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升级,这一结果在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下保持稳健.与此同时,银行管制放松还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显著地提升了企业支付技能溢价的能力、研发投入、资本品投入与人力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升级保持了逻辑上的一致.拓展性研究还发现,银行管制放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技能劳动力就业,但阻碍了非技能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技能劳动力对非技能劳动力的替代,从而有助于缓解劳动力供需结构性不匹配的问题;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本均在更大程度上受益于地方银行发展所引致的融资约束缓解.进一步研究表明,本文的基准结论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对于融资手段更多样化的上市企业同样是成立的.本文的结论意味着,深化银行业改革,推动银行管制放松不仅使人力资本投资事半功倍,而且是应对人口结构转型、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保障.     

产品创新如何影响企业加成率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成本加成率角度分析企业获取创新垄断租金的微观机制,一方面,产品创新通过增加市场份额降低产品需求弹性,企业可以索要更高的加成率,即"市场份额效应";另一方面,产品创新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促使企业边际成本降低,进而提升加成率,即"成本效应"。我们理论分析了"市场份额效应",并在成本加成率和生产率估计模型中考虑"成本效应",将企业创新纳入其生产率动态过程。利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验证了以下理论预期:产品创新通过增加市场份额显著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率,与此同时,产品创新也通过降低边际成本显著提升成本加成率,但"成本效应"弱于"市场份额效应"。考虑创新的自选择、测量误差和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稳健。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劳动力技能偏向效应——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特殊背景,在“劳动力异质性”前提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技能偏向效应及其对企业雇佣结构的影响,并检验了加工贸易和竞争模式的调节作用。利用2004和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所提供的技能细分劳动力信息,结果发现:(1)汇率升值通过“出口收益渠道”负面影响了技能劳动力雇佣占比,而通过“进口中间品渠道”对其产生正面促进作用;(2)随着加工贸易占比升高,“进口中间品渠道”的正面影响持续下降,而汇率“出口收益渠道”的负面影响在加工贸易占比超过40%后才逐步下降;(3)竞争模式亦具有调节作用,价格竞争型企业的雇佣结构受到外汇风险暴露指数的负面影响更强,这反映出“质量竞争”模式的积极作用。     

人民币流通地区资本流动的动态差异性分析——基于私人消费与净产出关系的实证检验

国际资本流动的差异性影响了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在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弱化的背景下,其差异性反映出不同的资金回流冲击风险。本文引入永久收入模型,构建基于私人消费和净产出关系的资本流动程度测度框架,并采用Swamy’s随机系数模型和状态向量空间方法动态地分析其差异性。结果表明,本文选取的12个人民币流通国家或地区国际资本流动的时序和地区间差异较大,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策略和回流冲击的审慎监管政策应充分考虑其差异性。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出口企业研发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和波动弹性增大的背景,分析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出口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等异质性特征的重要调节作用。基于Aghion et al.(2009)的扩展理论分析认为,不利的汇率冲击会减少支撑出口企业研发投资的资金,当企业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时,出口企业研发投资的概率显著降低。本文进一步采用2008-2011年"海关"与"全国税收调查"匹配数据库,详细地度量了企业级实际有效汇率等指标,实证研究发现:有效汇率的升值和预期波动风险的增大均显著不利于出口企业研发投资,但是,融资约束越低、出口产品种类和目的地越多的企业却能更好地隔绝汇率的不利冲击,政府的扶持和研发费用所得税减免政策也起到显著的对冲作用。     

汇改对我国中小企业出口的影响测度与预测——基于汇改后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出口经营困境凸显,进一步汇改是否会加剧其困境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汇改后的月度数据,采用GARCH模型分析各次汇改对汇率弹性的影响特征,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测度和预测汇改对中小企业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汇改促使人民币每升值1%,其出口减少3.874%;汇率弹性增强1%,其出口减少0.034%。预测的中小企业出口总额较为平稳。进一步汇改以增强汇率弹性为核心不会对中小企业出口总量造成大的冲击。     

出口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

本文首次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能源消耗和产出微观数据,利用细分能源类型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换算得到微观企业环境绩效指标,即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并试图以企业劳动生产率为桥梁,结合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现象”,研究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对其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企业生产函数框架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①出口造成中国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显著增大,同时,排放强度随着企业出口密度的提高不断增长,出口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考虑不同生产函数形式后结论均较为稳健。②传统的“污染避难所问题”并不是造成中国出口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更高的主要原因。③中国出口企业生产效率更低,进而导致更高的碳排放强度。④出口企业的低效率和低加成率(低利润率)进一步拖累了企业技术升级和环保投资,这是出口造成企业更为污染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研究弥补了贸易与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环境绩效关系研究的缺口,从微观层面给予污染治理与减排策略以政策参考,证实了在国际贸易进程中不仅应制定宏观目标,还应直接着眼于微观企业,特别是促使出口企业提高自身的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