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银行信贷渠道与货币政策传导

作为新兴金融业态,数字金融发展会对既有金融体系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影响?聚焦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一宏观命题,立足于我国以银行信贷渠道为主导的数量型中介,运用我国商业银行、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面板数据,本文深度剖析了数字金融发展与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传导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弱化了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传导效应,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和控制影子银行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的结果依然支持该结论。(2)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削弱银行信贷渠道传导效果是通过改变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和弱化实体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而实现的。(3)上述弱化效应在以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为主的中小型金融机构以及低资本、低流动性和低报酬的银行中尤为突出。     

金融强监管与金融市场稳定

本文以《资管新规》这一强监管政策的出台为准自然试验，利用2010-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企业数据，考察金融强监管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资管新规的出台降低了个股股价崩盘风险，发挥了“风险缓释”的作用；上述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套利动机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金融强监管既能通过约束企业影子银行化引导其回归主业，又能促使企业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市场非理性情绪，在投资和信息的双重作用下助推实现金融市场稳定；企业自身不确定性感知、证券分析师关注和地方金融监管强度的提高增加了金融强监管的“风险缓释”效应。     

国家级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经济效应：制度红利与传导机制

作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制度探索，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承担着国家改革重任，对激发创新驱动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全面创新改革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显著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且随着时间推移促进效应不断增强，该结论在工具变量估计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验政策的经济效应主要通过创新驱动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等传导机制实现，其中，结构优化效应较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红利在政府效率和要素市场配置水平较高的试验区表现更显著。因此，应深化新一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结合地区产业结构和创新资源禀赋扩大试验范围，推动形成政府与市场协同互促的创新激励体制，持续释放全面创新改革的制度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