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人力资本升级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是否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基于2013-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员工雇佣数据,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并分析其作用渠道。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的占比,即优化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且该效应在低融资约束企业、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东部地区更为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证实,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扩大了企业经营规模,进而促使企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经营效率,同时增加了高管和普通员工的工资。上述结论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技能偏向性特征,有助于企业劳动力结构转型升级。本文研究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深入理解企业劳动力结构升级变化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创新——“赏善”比“罚恶”更有效？

前期研究证实纳税稽查、反避税等强制性税收征管可以规范企业纳税行为,对企业产生"约束效应",而不同于以往的强制性税收征管,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具有一定的激励性。由此,文章以2014年颁布实施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刻画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基于这一新的视角,分析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利用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研发支出数据,文章采用PSM-DID模型估计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净效应"。结果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实施后,纳税信用等级为A的企业,其创新投资显著增加,且这一效应在媒体关注程度低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税收征管一方面通过增加信贷融资规模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市场关注压力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带来负面影响,但由于积极作用要远大于负面影响,从而激励性税收征管表现出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     

税收激励、人力资本投资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来自2018年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本文将2018年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人力资本投资进而作用于其劳动生产率。研究发现，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抵扣比例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生产率，而且该效应在税收负担较高、融资约束严重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更为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该政策显著增加了高素质职工规模，即人力资本升级是该政策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核心作用机制。进一步讨论还发现，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抵扣比例提高显著改善了企业经营状况，但对员工工资和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不过，得益于人力资本升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显著增加。本文结论表明，针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精确、有效地激励企业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进而推动企业高效发展。     

续贷限制与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以2007年的银行续贷政策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续贷限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续贷限制显著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政策的作用效果因专利类型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在续贷限制之后,相较于低质量非发明专利,企业高质量发明专利下降幅度更大,进而企业创新质量降低。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续贷限制会降低企业信贷规模、缩短企业信贷期限以及增加企业融资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上述结果表明,“一刀切”式地收紧续贷标准会强化企业的融资约束,限制信贷资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最终不利于企业的转型升级。本文研究为当前的续贷政策提供了来自企业创新视角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大数据税收征管与企业会计稳健性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与社会经济的深度融合,我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进入大数据时代,对微观企业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借助金税三期工程刻画税务部门的大数据税收征管,并以此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会计稳健性,并且这一效应在外部监督和税收征管力度较弱的企业中更加明显.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进而提升了企业会计稳健性.     

续贷限制与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以2007年的银行续贷政策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续贷限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续贷限制显著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政策的作用效果因专利类型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在续贷限制之后,相较于低质量非发明专利,企业高质量发明专利下降幅度更大,进而企业创新质量降低。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续贷限制会降低企业信贷规模、缩短企业信贷期限以及增加企业融资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上述结果表明,“一刀切”式地收紧续贷标准会强化企业的融资约束,限制信贷资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最终不利于企业的转型升级。本文研究为当前的续贷政策提供了来自企业创新视角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国企“混改”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了国企“混改”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国企“混改”过程中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机。结果显示,非国有股东参股促进了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机制检验发现,非国有股东参股通过治理效应路径和融资约束路径共同影响了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具体表现为非国有股东参股带来的监督治理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均增强了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促使国有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参股推动的国有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并非出于短期利益追逐,而是为了平滑企业投资进行的预防性储蓄。本文研究对于如何通过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容错纠错机制何以激励国企创新？

在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排头兵”,国有企业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与使命。文章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容错纠错机制对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理。计量结果显示,容错纠错机制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测试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证实,容错纠错机制通过提升风险承担和完善公司治理进而促进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异质性分析表明,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有助于强化容错纠错机制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而货币薪酬激励则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容错纠错机制的实施不仅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数量,而且还提升了其创新产出质量。这一方面表现为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显著增加,而外观设计专利没有明显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创新产出的价值增值能力显著提升。上述结论表明,实施容错纠错机制,提高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同时辅以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机制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进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