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缓释”了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吗？——基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实证检验

作为一种信用衍生产品,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应当具有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功能。在不完全债务合约情形下,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可以通过加强债权人的谈判地位、约束债务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等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将中国重启发行信用风险缓释凭证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8年1月—2019年11月的银行间债券市场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法、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效应分析和安慰剂检验等方法分析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创设发行,能够显著降低民营企业标的债券的信用利差和发行利率,且股东议价能力越强、清算成本越大,其融资成本下降效应越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短期融资市场存在由所有制差异引发的结构分化现象,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重启发行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民营企业同国有控股企业之间的债券融资成本“剪刀差”,实现了对优质民营企业的定向支持。因此,应进一步发掘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结构化定向调节潜力,并加强对创设发行机构的监管约束,在有效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同时避免风险聚集。     

大股东“否决权”与代理成本——基于拟随机实验与理论猜想的分析

我国公司法第106条规定公司特别决议的形成必须经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才具有效力,当公司某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1/3后,如果该大股东不投赞成票就相当于否决了特别决议事项,从而获得了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的"否决权"。本文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4年数据,运用精确断点回归设计法进行拟随机实验,在有效控制大股东持股比例等混淆因素的基础上实证检验大股东"否决权"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1/3的临界值后,在特定多数规则的外生冲击之下,大股东的"否决权"使得代理费用显著下降了2.9-3.9个百分点,代理效率显著提高了15.2-26.2个百分点。这说明大股东因获得"否决权"而强化了对公司的控制,大股东通过对公司实施控制而产生了拥有公司的"感受",即对公司的心理所有权水平得到了提高,而心理所有权水平的提高又使大股东产生更强的责任感,实施更加积极的监督,从而抑制了经理层在职消费和非必要的管理费用开支,提高了经营效率,降低了代理成本。     

逆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及其作用机理

欧美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但中国承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本文利用KOF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指数,以及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层面检验了逆全球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部逆全球化冲击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投资率和知识产出水平。在短期,导致经济下行;在长期,抑制经济增长。其短期影响渠道为国际贸易渠道和融资约束渠道,长期影响渠道为创新抑制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通过创新驱动促进价值链升级,可以缓解外部逆全球化冲击对企业投资及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利用GMM方法弱化了内生性之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政策启示认为,中国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突破,进一步扩大开放。面对外部逆全球化的持续冲击,中国需要备足政策工具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