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若干思考

预算绩效管理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造“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有效举措,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省积极探索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目前制度框架初步确立,评价工作逐步规范,经过不断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如何进一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需要总结经验,厘清思路,完善路径,顶层设计,做好相关基础工作。榆林市较早开展了绩效预算管理,他们的做法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分权、财政体制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1980、1985、1988、1994年四次重大的财政分权活动，分权活动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同时也加强了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由于分权的经济体制与集权的政治体制之间出现的内在矛盾．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行为．使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达不到最优。     

陕北矿产资源地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探讨

作为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跨区域性.陕北矿产资源开发产生的负外部性,给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治理压力,而在其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除中省的纵向转移支付外,资源输入地对陕北地区的横向生态补偿缺位.因此,建立以生态补偿为导向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解决辖区内生态效益外溢而导致供给的低效率,形成生态补偿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我国注册会计师执业环境与会计服务市场研究

注册会计师执业环境是指注册会计师从事会计服务工作所面临的周围的状况和条件，环境的改善与会计服务市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发展会计服务市场必须以优化执业环境为前提。大力发展会计服务市场符合中国加入WTO，开放我国会计服务市场需要。政府既要注重培养会计服务市场，更要很好利用会计服务市场。     

中国股市的有效化探讨

1984年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招股及1990年、1991年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以来,短短的几年内我国股票市场迅速发展。但现阶段我国股市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试点性质,多数是加工工业为主的企业,而占据国民经济主要地位的企业很少,政府管理和法律建设处于探索阶段,投资者大多素质低及上市公司的不规范等,严重影响股市的发展。     

构建西部绿色财税体系初探——以陕西省为例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陕西省依托丰富的矿产能源、装备制造、自然生态等资源优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制约地区发展的瓶颈因素依然非常突出,经济发展方式依然粗放,丰富的资源优势并未完全转化为经济优     

陕西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变迁与改革

省以下财政体制是国家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对地方财政体制的贯彻和延伸。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经历了多次调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原有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推行到1993年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下降至不足30％，为了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国家从1994年开始实施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与此相适应，陕西对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和调整，也先后经历了包干财政管理体制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基于SWOT分析的新城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具有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新兴产业,近几年在国内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并一度成为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首要选择.然而,各地政府在追捧之余更需理性地制定具有特色的发展战略.在使用SWOT模型对西安市新城区发展创意产业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与其产业结构相得益彰的发展战略.     

财政扶贫与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针对后工业社会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社会的全面发展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它强调社会发展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现象，是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各系统、各要素协同并进的整体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其中，人是发展的核心和目标，其他方面的发展都是为人的发展和协调人-社会-自然的关系服务的手段。这种发展观至少包括以下内容：（1）国民经济集约式增长；（2）科学合理地开发自然资源；（3）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4）开发人力资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5）促进社会进步，使经济社会同步发展。这一战略有三大具体目标；（1）限制当代科技的盲目发展而逐步达到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2）满足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类成员的基本需要；（3）达到公平 ，包括给所有想过较好生活的人们以平等的机会。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分析

政府间转移支付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产生正的“外部性”，或者说存在收益“外溢”。奥尔森指出，在小考虑收入分配的情况下，将联邦政府的资金转移给州政府的惟一合理理由是地方提供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超出了它所辖的行政边界。如果赋予地方政府自主决策的权力，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对具有较大外溢性的地方公共产品供应不足。